谁动了中国的创新

    在中国，已经谈不上有真正在搞研发的技术人员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创造型人才在中国是难以生存的。

    “中国制造”的原创含量低下，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中国电信的“天翼”手机，剽窃“苹果”设计外形，没有“苹果”的内在品质，却以1500元的所谓低价，卖给那些手头拮据而想过“苹果”瘾的用户。不会有任何行政和司法的干预。如今愈演愈烈的智能机价格战中，又有哪位敢挺直腰杆站出来说，我的本质与其他不同。这样的案例在手机制造业里，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各大视频网站提供的西方电影，绝大多数没有获得版权许可，而为提防版权拥有者的追查，这些企业竟跟电信部门联手，对海外互联网设置防火墙，以致从境外根本无法浏览此类中国网站。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难以正常融入产品主体，却在这类厚黑型的外部谋略中，获得了令人惊讶的表达。

机构体制与人文环境恶劣

   寄生于盗版的企业，通常比原创者更为强大。剽窃能够为企业带来诸多直接利益：开发成本低廉，大幅度降低企业风险；推出“新产品”和“转型”的时间很短，节省企业时间；价格便宜的“山寨版”可以满足穷人需求，构筑廉价的文化消费市场。在中国，“山寨”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厚黑策略和流氓伦理，它甚至作为企业主津津乐道的“成功经验”，升格为自我炫示的荣耀。正是这种“山寨伦理”，悍然支撑着中国GDP的半壁江山。

版权保护机制几乎形同虚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国家版权局、中国版权保护中心，到各种版权咨询机构、专业版权律师事务所和民事法院，再加上各类产权和版权交易中心，与版权相关的各种机构不断诞生和壮大，犹如雨后春笋；另一方面，盗版、克隆和“山寨”现象，仍然是支配中国工业制造业、服务业和文化产业的基本逻辑。甚至版权保护机构本身，都加入了版权蚕食者的雄壮行列。

    现行的法律文本过于简单，可操作性差，网络版权更属真空地带。日本曾修订著作权法35次，韩国修订过17次，中国仅做过两次修订。更为离奇的是，正在修订的著作权法草案，非但没有捍卫著作者的版权，反而为公权合法侵占私权大开门户。例如第48条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三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自由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此举遭到诸多音乐人的强烈抗议，认为这是将音乐人的呕心沥血之作转为音著协的“公共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