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疗为什么必须“互联网+”化？

    传统医疗弊端日益凸显

    1、医疗资源集中，小病也上大医院

    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对医疗资源的需求也日益增强。由此一来，卫生服务需求与医疗卫生资源的矛盾日益突显。

    根据国家卫生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而其中30%的医疗资源又分布在大医院，可以看出地区之间的卫生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同一地区不同等级的医院医疗卫生资源的分配差异也很大。而且，农村和城市社区缺乏合格的卫生人才和全科医师，即使城市的一些中小医院也缺乏高水平的医生。这使得老百姓形成了看病无论大小病都要涌向大城市、大医院就医的观念;大医院的功能本应是收治危重病人和疑难病人，却收治了大量常见病、多发病患者，不仅造成看病难、看病贵，还浪费了大量的宝贵资源。

    就拿北京来说，堪称“全国看病中心”。大量外地人口进京看病就医，使得北京三级医院不堪重负。据统计，日均70万外地人奔赴北京就医，毗邻的河北省每年有700万人次，甚至感冒发烧都要赶赴北京就医问药。

    透过北京的“全国看病中心”现象，我们不仅看到的是北京聚集着优质的医疗资源，同时也透视着我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资源配置不均，最受伤的还是老百姓。据报道，北京协和医院门诊大楼外面，每过中午，租躺椅的就开始排起长队，每张租金10元，押金200元;晚饭时分，还会出现三三两两的“号贩子”，本来只要14元的专家号，在他们手里要300元到500元方能“成交”。同样，北京同仁医院的眼科也是挂号“难于上青天”，每天从凌晨两点左右开始，号贩子就活跃起来。一个专家号要三四百元。外地人在“守夜人”中占了大多数，特别是刚到北京求医的外地人，会白耗上几天才学会排队赶大早这个“硬道理”。

    面对如此状况，李总理的“互联网+”给医疗带来了新希望。首先，将线下就医转战于网络，以此来缓解资源缺乏的大问题;并在国家的高度重视之下，力推医疗资源的再分配。因为若不能改善资源配置状况，久而久之，线下就医那些“一号难求”、“医患关系紧张”、“看病贵”、“设备良莠不齐”等难题，依旧会蔓延到网上。甚至还会滋生出新的问题，例如不识字、不懂电脑的人就难以享受网络时代的成果。

    2、看病更贵了

    2014年11月中国社科院发布《医改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虽然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2012年底的34.4%，但个人支出上涨了64.31%。从这组数据中最直观的让我们看到，之前医改所带来的并不是药费上涨不上涨的问题，而是老百姓支付的医疗费用比重直接上升了，老百姓看病更贵了。

    3、以药养医的畸形发展

    医改6年来，公立医院药价虚高十倍、十几倍甚而几十倍，医生拿药品回扣几乎成为了公开的潜规则。尤其对于一些后期的癌症患者，由于亲人的救治心切，一些医护人员也抓住这一特点给予一些非理性用药，价格可谓“天价”形容。尽管央视也曾就这方面问题进行报道，比如药价虚高、医生拿药品回扣等，但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当公立医院走向这种公开的潜规则时，其必然导致畸形发展。

    4、回扣潜规则医生医德下降

    回顾这几年的医改情况，回扣的潜规则导致一些医生并不是为患者考虑最优的诊疗方案，而是最贵的方案。

    比如，医生基本都知道的常识，就是抗生素的使用，尽管见效快，但对于人体免疫系统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现实的情况呢?我国不仅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输液大国，根据一些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年人均输液达8瓶，是世界人均的3倍。我国抗生素人均年消费量约138克，是欧美国家的10倍。据中国红十字会非正常死亡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医疗损害事件(很大部分是不安全用药)造成约40万人非正常死亡，是交通事故致死人数的4倍。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抗生素滥用。这些情况不得不承认与医药的回扣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5、医患冲突不断升级

    近两年医患纠纷可谓到达了一种空前的局面，并且还形成了职业“医闹”的群体。这其中的因素尽管是多方面的，也不排除一些患者的“恶意”行为，但很大一部分是由医疗事故引起。不当的用药、治疗，甚至一些“玩忽职守”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手术刀遗忘在患者肚子里。

    6、药品器械采购的腐败链条

    2015年2月8日媒体报道安徽16家公立医院院长收受药品器械贿赂而落马，用当前反腐的流行词来说，就是出现“塌方式”腐败。整个案件涉及的部门多、人员多，上至局长、院长，下至药械科长、财务科长、采购员、医务人员，往往查处一案牵出数案，查获一人牵出数人甚至数十人。药品器械的采购环节可谓形成了一条严密的腐败产业链。而一些省市有关部门牵头的所谓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更是充满着权利寻租的空间与机会。

    7、医疗资源分配不均

    当前有个普遍现象就是地域之间的公共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比如三甲医院大部分都分布在省会城市，先进的医疗器械和优质的医护资源也都集中在这些医院中，这就自然导致了大量的患者涌入这些医院，即使其中一些患者并不是真的患了这方面的病症，导致这些大医院的一些专家医生每天有挂不完的号，而就诊的对象或许只是个感冒患者。这对于医生医疗水平的提升也是一种阻力，一些时间花费在了与自身专攻方向无关的病患身上。

    8、分级医疗体系效用低

    根据全国政协教科文卫委员赴六省市的医改调研发现，医改这几年来，城市大医院门庭若市，门诊量超万人的医院数目大大增加，而随之的医疗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在政府强力监管下却并未获得有效提高。

    与之相对应的基层医疗机构虽然人员待遇和设备、硬件得到提升，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反而下降，不少基层医疗机构“门可罗雀”，十分冷清。尽管我们构建了分级医疗体系，但实际效果明显不理想。

    9、医生晋升体系因素多

    按理说对于医生晋升最直接的指标就是其医术水平的高低，但在当前诸多人为考核因素下，医生要想在走出学校走入医院之后继续提升医疗水平，除了所谓的“实践”之外，其专研时间几乎没有。原因很简单，在一些大医院，一些医生每天都需要接诊大量患者，可以说忙到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下班了回家还要照顾家庭、小孩，此时哪里有时间去阅读、查阅自身领域的专业文献呢?好不容易能挤出点时间把各种领导关系，各种应酬搞定就不错了，写论文都不一定有时间，更何况学习。

    10、医保难保

    目前，我国医疗保险覆盖率超过95%的人群，从数据上来看相当壮观。但实际的保障水平很低，且医保基金入不敷出濒临崩溃。根据《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4》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的年平均增幅为33.20%，而支出的年平均增幅为34.39%，预计2017年就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新农合的累计结余将为负数，至2020年支出将比当年筹资超支15.38%。

    势在必行的医疗改革与互联网+

    以上十大问题可以说是困扰与影响着医疗体系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不过有关部门也在不同层面意识到了这些问题。2015年2月6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江宇撰文《医改不可犯“颠覆性错误”》，表示医改存在“颠覆性错误”的危险，主要表现在医疗卫生市场化、商业化、私有化趋势取代了公益性、公平性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方向。

    多年来，对医改始终有公益性和市场化两条道路的争议。2009年中央确定了政府主导和公益性方向，但贯彻得还远远不够。基本医疗卫生供给依然薄弱，基本医保不能充分分散患者负担，公立医院仍然在“以药养医”旧机制下运行，戴着公立的帽子，做着逐利的事情，医药费用迅速增长，实际上抵消了基层医改和基本医保的效果，群众负担没有减轻。

    医改导致传统医疗体系带给我们的问题越发突出，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稍作分析：

    传统医疗几乎已经走到了尽头，如果不进行改革，必然将导致医患关系问题的进一步升级。因此，在我看来传统医疗的出路就是积极地借助互联网，乘着“互联网+”医疗的东风，撼动坚固的传统医疗体制。

    一方面从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二是从医院本身做好改革准备;三是从市场层面做好对接;四是产业链环节上的人员都需要改变观念，迎接变革;五是既得利益者的转变;六是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平台、可穿戴医疗等新科技时代的产物，重新建立新的医疗生态链，真正实现以患者为中心。

    如果国家层面做了“互联网+”医疗改革的顶层设计，而产业链环节中的相关方没有顺势变革，抓住机遇，那么其结果必然是面临被颠覆。传统医疗从当前来看还是承担着整个医疗的主体工作，如何借助于“互联网+”医疗来放大自身已有的价值，同时改善当前的短板，将是传统医疗即时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