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刘延东副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的说法,由于缺乏关键技术,2012年中国进口芯片约1650亿美元,已经超过了进口石油的1200亿美元。
到2011年底,《朝鲜日报》引述韩国企业的话说:“中国的芯片竞争力明显下降,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芯片产业。”而“中国自2000年以后,对芯片事业投入了巨额资金。”
如何让“中国芯”更好、更快成长?《瞭望东方周刊》日前就这一问题专访美国美满电子联合创始人戴伟立女士。
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美满电子,是全球最主要的五家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之一。
所谓“无晶圆厂”,是指专注于芯片设计,而没有自己的芯片生产线。当然,这并不妨碍美满电子每年向三星、黑莓、东芝、谷歌、夏普等世界知名的企业出售10亿颗芯片。
芯片产业的另一种主要类型是英特尔这样的晶圆厂公司,它们自己设计并制造芯片。第三类则是芯片代工厂,它们一般处于“食物链”底端。
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通常也被称为IC设计公司,一直是政府芯片工程鼓励的重要方向。从2009年到现在,据估计中国大陆新出现了三四百家IC设计公司。
即使雄心勃勃,到目前也只有两三家中国公司曾经在全球IC设计50强中出现过。其中,最好的公司年销售额有几亿美元,大约是美满电子的百分之一。
像很多上世纪90年代的硅谷传奇一样,佳能公司程序员戴伟立和她的丈夫、丈夫的弟弟于1995年在自家客厅创立了美满电子。创业5年后美满电子上市时,创造了半导体行业历史上最高的股价。
戴伟立在上海读完了高中。她父亲曾是浦东造船厂的总工程师,全家移民旧金山。“中国人都是聪明的。”她说,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他们都有能力设计最好的芯片,而企业及其生长环境,才是“中国芯”成败的关键。
芯片行业门槛越来越高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的几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多IC设计公司,它们目前在全球的行业排位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戴伟立:目前专注于设计的芯片公司,排在前面的还都是国外企业,中国本土的芯片设计企业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很多人过去觉得,中国的劳动成本会给本土企业带来优势。但是一方面,像我们这样的国际性企业也在加强在中国的布局,最近几年把上海机构的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2000多人,也分享了这种优势。同时,我仍然觉得,成本和质量是成正比的。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企业包括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中国企业涉足这个行业已不止10年。
戴伟立:这不仅是企业的大小问题,同时要看技术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芯片这个行业,现在与18年前相比门槛更高。当然,在消费电子的很多领域,门槛是降低了,几个人会写一些程序,做APP,就可以做一家公司。但是从芯片来看,竞争更激烈、更白热化。
现在,做芯片企业就必须发展成为最好中的最好,有很多投资,要做非常扎实的基础工作,同时在知识产权方面有很多投入。
比如像我们,不管是在设计、知识产权,还是产品方面,在各方面都要领先,必须做到多样化、全面化,综合多媒体、手机这些终端,形成通用化的平台。
一个例子是,当2006年打算进军手机芯片领域时,我们已经在存储器控制芯片领域、硬盘芯片领域有很强的优势,提供了70%以上的市场供应。但是,我们还是收购了英特尔的移动芯片部门,拥有了这个领域最好的力量。
后来,全球芯片企业都对中国的TD网抱观望态度,我们决定参与,很快就完成了了全球第一颗TD智能机芯片解决方案,现在市面上80%的TD智能机采用我们的解决方案,包括中兴、华为这些企业。我们也因此有能力参与4G网络的TD芯片。
因此,要进入芯片行业,无论哪个领域都必须有充分准备,代价也更昂贵。
我对企业的一个建议是:要有创新性、高附加值的东西,也就是不同的东西。而且要有产品出来。不能只是研发,而没有可以让别人直接看到的产品。你得让市场知道,自己有能够满足市场的产品。
政府补贴可为、不可为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企业得到了从土地到资金补贴、贷款的一系列扶持,应该可以极大促进产业的发展,你怎么看?
戴伟立:今天的中国无论政治影响还是经济实力都非常强大,政府如果愿意帮助本地企业,一定会有效果。但最基本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方法和方式真正有效?
一个企业乃至行业能否良性发展,根本在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大的生态环境、产业环境。比如在美国、在硅谷,有很多实验室,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政府为这些人提供移民政策吸引他们。
再比如,一个行业肯定要有一个或者几个领先者。在一些相对薄弱的领域,中国是不是能够欢迎大型的全球性企业进入,领导行业更好地发展?最终,先进企业和当地形成双赢和多赢,比如培养人才、创立机制,鼓励先进企业把好的技术带进来。包括管理经验。
有一个故事,讲三星等韩国企业如何从日本企业那里学习半导体技术---韩国企业每到周末就邀请日本工程师到韩国去打高尔夫球,韩国人同时会问一些问题,日本工程师回答。这就是“第19洞的秘密”。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闷头研究,即使会有一两项很好的技术,但对于产业整体发展并不能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科研必须面对市场。我们和中国移动的合作已经证明,TD的发展产生了雪球效应。
现在对中国芯片企业来说,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更好地应用化,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课题。经济上的补贴可以帮科学家们发明一个芯片,但在芯片的快速产业化方面,除了补贴,还需要有成熟的市场化产业环境的支撑。
应该让企业在市场中充分竞争和演化,只有市场化的竞争才能促进产业的发展。在自由有序的市场中充分发挥企业能动性,政府创造有利的环境,使企业发挥自己最大的特长,这是我的第二个建议。
还有一点需要提到,就是各种各样的创投基金,它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全面、复杂的环境。除了有独立的创投基金,各大公司也有自己的创投业务,一旦看到好的项目也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另外,还有专利问题,现在中国国内对它的认识主要还是保护。
关键字:Marvell 中国芯
引用地址:Marvell戴伟立:给“中国芯”的建议
到2011年底,《朝鲜日报》引述韩国企业的话说:“中国的芯片竞争力明显下降,实际上已经放弃了芯片产业。”而“中国自2000年以后,对芯片事业投入了巨额资金。”
如何让“中国芯”更好、更快成长?《瞭望东方周刊》日前就这一问题专访美国美满电子联合创始人戴伟立女士。
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美满电子,是全球最主要的五家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之一。
所谓“无晶圆厂”,是指专注于芯片设计,而没有自己的芯片生产线。当然,这并不妨碍美满电子每年向三星、黑莓、东芝、谷歌、夏普等世界知名的企业出售10亿颗芯片。
芯片产业的另一种主要类型是英特尔这样的晶圆厂公司,它们自己设计并制造芯片。第三类则是芯片代工厂,它们一般处于“食物链”底端。
无晶圆厂半导体公司通常也被称为IC设计公司,一直是政府芯片工程鼓励的重要方向。从2009年到现在,据估计中国大陆新出现了三四百家IC设计公司。
即使雄心勃勃,到目前也只有两三家中国公司曾经在全球IC设计50强中出现过。其中,最好的公司年销售额有几亿美元,大约是美满电子的百分之一。
像很多上世纪90年代的硅谷传奇一样,佳能公司程序员戴伟立和她的丈夫、丈夫的弟弟于1995年在自家客厅创立了美满电子。创业5年后美满电子上市时,创造了半导体行业历史上最高的股价。
戴伟立在上海读完了高中。她父亲曾是浦东造船厂的总工程师,全家移民旧金山。“中国人都是聪明的。”她说,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他们都有能力设计最好的芯片,而企业及其生长环境,才是“中国芯”成败的关键。
芯片行业门槛越来越高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的几年来,中国大陆出现了很多IC设计公司,它们目前在全球的行业排位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戴伟立:目前专注于设计的芯片公司,排在前面的还都是国外企业,中国本土的芯片设计企业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很多人过去觉得,中国的劳动成本会给本土企业带来优势。但是一方面,像我们这样的国际性企业也在加强在中国的布局,最近几年把上海机构的人数从几百人增加到2000多人,也分享了这种优势。同时,我仍然觉得,成本和质量是成正比的。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企业包括政府也做了很多努力,中国企业涉足这个行业已不止10年。
戴伟立:这不仅是企业的大小问题,同时要看技术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芯片这个行业,现在与18年前相比门槛更高。当然,在消费电子的很多领域,门槛是降低了,几个人会写一些程序,做APP,就可以做一家公司。但是从芯片来看,竞争更激烈、更白热化。
现在,做芯片企业就必须发展成为最好中的最好,有很多投资,要做非常扎实的基础工作,同时在知识产权方面有很多投入。
比如像我们,不管是在设计、知识产权,还是产品方面,在各方面都要领先,必须做到多样化、全面化,综合多媒体、手机这些终端,形成通用化的平台。
一个例子是,当2006年打算进军手机芯片领域时,我们已经在存储器控制芯片领域、硬盘芯片领域有很强的优势,提供了70%以上的市场供应。但是,我们还是收购了英特尔的移动芯片部门,拥有了这个领域最好的力量。
后来,全球芯片企业都对中国的TD网抱观望态度,我们决定参与,很快就完成了了全球第一颗TD智能机芯片解决方案,现在市面上80%的TD智能机采用我们的解决方案,包括中兴、华为这些企业。我们也因此有能力参与4G网络的TD芯片。
因此,要进入芯片行业,无论哪个领域都必须有充分准备,代价也更昂贵。
我对企业的一个建议是:要有创新性、高附加值的东西,也就是不同的东西。而且要有产品出来。不能只是研发,而没有可以让别人直接看到的产品。你得让市场知道,自己有能够满足市场的产品。
政府补贴可为、不可为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企业得到了从土地到资金补贴、贷款的一系列扶持,应该可以极大促进产业的发展,你怎么看?
戴伟立:今天的中国无论政治影响还是经济实力都非常强大,政府如果愿意帮助本地企业,一定会有效果。但最基本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样的方法和方式真正有效?
一个企业乃至行业能否良性发展,根本在于能否建立一个强大的生态环境、产业环境。比如在美国、在硅谷,有很多实验室,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才,政府为这些人提供移民政策吸引他们。
再比如,一个行业肯定要有一个或者几个领先者。在一些相对薄弱的领域,中国是不是能够欢迎大型的全球性企业进入,领导行业更好地发展?最终,先进企业和当地形成双赢和多赢,比如培养人才、创立机制,鼓励先进企业把好的技术带进来。包括管理经验。
有一个故事,讲三星等韩国企业如何从日本企业那里学习半导体技术---韩国企业每到周末就邀请日本工程师到韩国去打高尔夫球,韩国人同时会问一些问题,日本工程师回答。这就是“第19洞的秘密”。
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闷头研究,即使会有一两项很好的技术,但对于产业整体发展并不能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科研必须面对市场。我们和中国移动的合作已经证明,TD的发展产生了雪球效应。
现在对中国芯片企业来说,如何使自己的研究更好地应用化,是一个不能回避的课题。经济上的补贴可以帮科学家们发明一个芯片,但在芯片的快速产业化方面,除了补贴,还需要有成熟的市场化产业环境的支撑。
应该让企业在市场中充分竞争和演化,只有市场化的竞争才能促进产业的发展。在自由有序的市场中充分发挥企业能动性,政府创造有利的环境,使企业发挥自己最大的特长,这是我的第二个建议。
还有一点需要提到,就是各种各样的创投基金,它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全面、复杂的环境。除了有独立的创投基金,各大公司也有自己的创投业务,一旦看到好的项目也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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