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全美最强势老男人团，她的滴血测癌骗局被戳穿

美女与独角兽

2014年的一天，一位金发美女走进旧金山艺术宫的TED录影棚，乔布斯式的黑色高领毛衣，外加一件西装外套。她叫伊丽莎白?霍尔姆斯（下文简称霍女）。

面对观众，霍女用沙哑的女低音讲了一个故事：她亲爱的叔叔迪茨在被诊断出患有晚期皮肤癌后，只活了18个月，她甚至没来得及跟他道别。

“他住在弗罗里达。小时候，每年夏天我都去他们家度假。我还记得他教我玩橄榄球。”

霍女宣称医学界需要一次创新，来挽救她叔叔这类病人的生命。如果他们家里能有一台日常血液检测仪，定期将结果传送给医生，那么病情就能早些被发现。

传统的血液检测不仅需要患者亲自去医院，而且抽血的方式相当粗暴，给许多孩子的童年留下心理阴影。

她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大小的微型试管，她所创立的Theranos的产品。

“只需要刺破指尖，滴几滴血，放进我们的爱迪生血检仪中，你就可以在家进行200项血液检测。不久，我们将会达到1000项！”

此时的霍女已经拿到7亿美元融资，还有更多的热钱在追逐她。

接下来的一年，霍女成为硅谷的宠儿，霸占许多媒体的封面，被冠以“女版乔布斯”的称号。她的公司Theranos估值达到90亿美元，被誉为科技“独角兽”。

而有人已经悄悄盯上了她。

身世不凡

这个人就是约翰卡雷罗，《华尔街日报》科技记者。

2015年2月，正在等待灵感的卡雷罗接到朋友亚当的电话。亚当是个医学博客的作者，他问卡雷罗是否看过近期《纽约客》的人物稿《血液，更简单》（Blood, Simpler）。卡雷罗看过这篇文章，讲的是一名叫伊丽莎白?霍尔姆斯的女企业家的故事。

亚当问他，是否觉得有些不正常？

卡雷罗觉得霍女在讲述技术细节时，似懂非懂，如同高中生般幼稚。她这么形容自己的发明：“血液和反应剂在机器中进行化学反应，产生出某种信号，我们把信号转译成结果，发送给我们公司的专业人士核查。”

亚当同意卡雷罗的看法。几天前，亚当就报道中的疑点写了一篇博客，引来了几个Theranos内部人士的留言，听上去这个公司内幕惊人，超过他的想象。

亚当建议卡雷罗关注下这件事。

放下电话，卡雷罗做了一番调查，发现霍女身世不凡。

霍女1984年出生在华盛顿，后随父母移居休斯顿，她是家中长女。父亲曾在政府机构和企业就职，人脉横跨政商两界，并将铁腕风格和野心灌输给了长女。

霍女五岁那年，有人问她：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她说：我要成为亿万富翁。

“难道你不想成为美国总统吗？”

“我要成为亿万富翁，然后嫁给美国总统。”

2001年，霍女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就读化学工程专业，她打算拿到博士学位。

2002年，她在新加坡参与一个SARS病毒研究的项目，负责患者的血液检测。次年，19岁的霍女从斯坦福大学的化学工程专业退学创办Theranos，一个血液检测的初创企业，启动资金来自她的学费。当年她发明了一个药物传送装置，并申请了专利——这应该是她血检仪产品的原型。

她的idea是：患者只需要刺破指尖，用试管接几滴血，就可以在家完成日常的血液检测。

这是一个白富美女学霸的励志故事。

成功密码

卡雷罗很快联系上几个爆料者，他们都是Theranos的前员工。

一圈访谈下来，卡雷罗证实了自己的预感，霍女的产品研发并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顺利。

现有的血液检测之所以繁琐，是因为血液检测依赖化学反应，而一种试剂往往只能对应一个项目，要检测多个项目，就需要多份血液。此外，化验需要专业医生操作，这又需要患者耐心等待。这一切让血检设备复杂而昂贵。

如果想创造一台大众版的血液检测仪，就必须对血液检测的原理进行创新。霍女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她只上了两个学期的大学化学课程。她企图将传统的血检流程压缩到一个打印机大小的设备中，并将血液的剂量缩小到区区“几滴”，可以装进那只被她捏在指尖的mini试管中。但没有一次实验成功。

霍女并没有被失败击倒，她和公司CEO巴尔瓦尼（也是她同居男友）找到另一条路：伪造血检结果。尽管他们知道公司已经通过合作伙伴对公众开放血检服务，错误的结果可能伤害无数人的健康。

卡雷罗将手中的材料拼贴起来，发现了霍女的成功密码：

会讲故事

一个便携式的血液检测仪的确可以震动医疗行业。如果一切成真，医生能实时监测病情，病人能免去奔波之苦，让普通人有把握及早发现自身病情。霍女有可能成为医学界的乔布斯。

所有听过她演讲的投资人，都不会忘记她声情并茂的PPT讲解：她一边用湛蓝的眼珠直视着你，一边告诉你她小时候如何害怕抽血，还有她叔叔早逝的故事。

你会相信，这起码是个了不起的Idea，还会对这位斯坦福辍学生生出几分钦佩。如果想象力丰富，你脑子里还会出现这些名字：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拉里?埃里森。

在TED的演讲中，霍女再次搬出这些故事套路，面对普通观众，效果也很好。

如果你对她的产品有所怀疑，打算调查下她的公司，很快你会发现：许多比你更聪明的人已经为她背了书。

过硬的政商关系

自从霍女认识了里根时期的国务卿舒尔茨后，她就打入了美国离休白人老干部的朋友圈。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舒尔茨，前国防部长佩里、马蒂斯，前参议员福利斯特，前富国银行CEO科瓦切维奇……这些有权势的白人男性纷纷被她打动，加入到公司的董事会或投资者的名单中。对于年龄如同自己孙女的企业家，他们既怜爱又钦佩。

霍女在政商圈的社交手腕可能来自她的家庭。她父亲常与华盛顿的政客打交道，她母亲也曾经在国会委员会工作过。家庭背景加个人魅力，霍女很快就搞定这些人，将他们与Theranos进行利益绑定。

对信息的绝对控制

在发现新型血液仪的研发多次失败，这个Idea恐怕只能永远停留在自己脑中后，霍女明白，如果信息外泄，她的公司将面临灭顶之灾。于是，她控制了公司信息的流动——从这一刻起，Theranos彻底败坏成了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

在霍女统治下，Theranos有着五角大楼般的保密措施。

在Theranos，即使是部门主管，对其他部门的工作也一无所知。所有信息都直接汇报给霍女和CEO巴尔瓦尼。IT部门对员工的电脑进行严密监控，擅自用私人信箱转发邮件者，会立刻遭到警告。

对可能散布负面信息的离职员工，公司律师会不定期加以威胁。

霍女甚至逼死一位老科学家——公司首席科学官，后者曾打算利用法庭作证的机会，将公司的造假内幕公之于众。

同时她聘请顶级的公关公司，为公司的产品、官网和个人形象进行包装。在后期，她花在企业和个人品牌建设上的精力，超过对研发、运营的关注，她不惜花重金请来为苹果操刀iPhone产品发布的公关公司。

这一切让她在2013-14年不断登上媒体头条，包括CNBC、《纽约客》，还有卡雷罗效力的《华尔街日报》。Theranos的估值也上升到90亿美元，成为风口上的科技公司。

造假

霍女的初心是创造一款革命性的血检仪，但用一位她在斯坦福的老师的话来说，这像是一个来自27世纪的故事。

在造假这件事上，霍女不需要任何人教她。她购买了一台西门子的血检仪——她最初的革命对象，用来检测walgreens的线下网点送来的血样。而霍女跟合作伙伴吹嘘的是，将用自己研发的爱迪生血检仪来检测。

更可怕的是，由于她固执地要求只能从患者身上采取小剂量血液（这是她创意的核心部分），导致血量不足，员工只能对血样进行稀释，导致结果失真。

关键证据

卡雷罗细细品味着霍女的黑材料，遇到了一个问题：1. 那些采访对象都要求匿名；2. 他们无法提供如电子邮件这样的证据。

他知道，自己的报道如果证据不过硬，Theranos一定会奋起反击，说不定霍女会伪装成一个受害者，为她的传奇再添上一笔。

卡雷罗发现，前员工们接受采访时，精神紧张，仿佛受过惊吓。很快他知道了原因：他们在离职之前都被迫签署过严格的保密协议，不许对任何第三方谈论起这段工作经历；霍女的男友还威胁要起诉他们，这将毁掉他们在医疗行业的前途。

这时，一位名叫泰勒?舒尔茨的年轻人站了出来。他的爷爷是Theranos的名人堂成员：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泰勒正是在爷爷的介绍下进入Theranos。这位“官三代”年轻而单纯，当他发现霍女和她男友要求员工违法操作时，他数次表示反对，最终与霍女大吵一通后离职。

泰勒很快就吃到一顿永远难忘的圣诞大餐。

他们家有一个传统，每年圣诞节在老舒尔茨家举行一次全家聚餐。这一年圣诞节，当泰勒到达时，发现三个不速之客：霍女跟她的父母。霍女假装若无其事地与泰勒打了个招呼，随后的时间，霍女在餐桌上与老舒尔茨谈笑风生，她吐出的每一个单词都像一记耳光，打在泰勒的脸上。他知道，这是霍女在展示自己的“硬核本色”。

霍女对老年男性有着不可思议的吸引力，她成功地将老国务卿洗脑了。

泰勒向记者卡雷罗拿出邮件证据，证明霍女和CEO巴尔瓦尼参与造假，在明知违规的情况下，依然向患者提供血检服务。

就在卡雷罗为调查进展兴奋不已时，他收到了一封公关公司的来信，该公司自称代表Theranos，问记者有什么需要。显然，霍女已经知道《华尔街日报》正在调查自己。

卡雷罗申请对霍女进行一次采访，公关经理答应帮忙安排，但迟迟不见动静。他不露声色地去了趟西部，体验了一把Theranos革命性的血检。结果的确不靠谱，Theranos造假坐实。但霍女仍然在频繁地在媒体亮相，CBS早间新闻、CNBC的节目、CNN的人物秀。她在高调示威：“我不会被轻易打倒。”

卡雷罗再次通过公关公司发去采访邀请和提纲，地点改在纽约《华尔街日报》总部。Theranos答应了，他们知道卡雷罗手里有一些东西。

一场大戏要开场了。

纽约对决

然而霍女并没有出现，她向纽约派出了一个强大的代表团，华尔街“王牌律师”大卫?博伊斯，前希拉里助手、Theranos法律顾问海瑟?金，其他两名律师，两名公关人士，和Theranos生物技术团队主管丹尼尔?杨。

在他们的对面，是主角卡雷罗，一名编辑、一名《华尔街日报》的法律顾问。

律师们在落座前，将两支录音笔放在桌上，他们已经在准备未来的法律诉讼。

海瑟?金开口了：“我知道你的线人是一个名叫泰勒的小伙子。”

卡雷罗不动声色。

博伊斯手里拿着采访提纲：一共80个问题。他和蔼地说：“我特别想逐一回答你的问题，好让你相信，这里面根本没什么故事。”

正当卡雷罗打算问第一个问题时，一旁的金突然变了脸色：“我们不想让你公布我们的商业机密。”

很显然，他俩在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

代表Theranos接受采访的只有丹尼尔?杨。这位麻省理工毕业生显然被调教过，他以“商业机密不便透露”为由，对核心问题避而不答。

卡雷罗问：“如果你们不打算接受采访，为什么要来？”

博伊斯笑了笑，说他们愿意把Theranos的核心机密和盘托出，前提是记者签署一份保密协议。

这场诚意不足的采访并非一无所获，杨承认存在操作不规范（违反FDA规定），但他表示很快就改正了。他还证实了西门子血检仪的存在。

采访结束后三天，一位女线人——Theranos前员工收到一封来自博伊斯的信。博伊斯宣称，他已经知道她接受记者采访，那违反了保密协议。如果她不主动向博伊斯坦诚自己的爆料内容，公司只能起诉她。这位女孩跑到朋友家躲了起来，整整一个周末都没敢出门。

她不是唯一一个收到恐吓信的线人。

记者卡雷罗明白了Theranos造访报社的目的：他们想弄清楚，卡雷罗究竟掌握了哪些证据，以便展开灭口行动。

受害最深的是泰勒。这位极具道德勇气的小伙子发现，自己的家庭也被牵连了。

他的爷爷老舒尔茨接到霍女的电话，说如果泰勒不配合签署保密协议，承诺不再接受采访，他将被起诉。

泰勒说自己不签。此话一出口，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爷爷，这位历经了水门事件、冷战的老人惊恐万状。老舒尔茨跟自己孙子断绝了关系。

更可怕的是，线人们似乎被跟踪了。尽管没有确凿证据，但卡雷罗发现，在自己联系某个线人后，后者就立刻会受到Theranos的威胁。他怀疑他们的邮箱或电话被入侵了。

这一刻，卡雷罗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头怪兽，如果不能杀死它，自己和线人都将被一一吞噬。

他不知道霍女手中还有一张底牌。

拜访老翁

得知爆料不可避免，霍女独闯龙潭，只身来到纽约的《华尔街日报》总部。但她跳过卡雷罗和采编团队所在的五楼，直接上到八楼，敲响了默多克办公室的门。

默多克掌控着新闻集团，是《华尔街日报》的幕后老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Theranos的投资人。

2014年秋天，在硅谷的一次峰会上，默多克见到霍女。这位84岁的媒体大亨对后者的第一印象相当深刻：她身后跟着一个安保团队——默多克当天只带了一个随从。霍女解释说这是公司的决定。

这时的默多克正在面临也许是人生最后一次重要抉择，如何处理他庞大的资产。而霍女正在为公司寻找新一轮投资。默多克则正在科技领域不断加大投资，比如，他在Uber发展早期投入的15万美元，很快变成了5000万。这更激发了他继续在科技界押注的兴趣。

在老男人面前，霍女似乎天生拥有自己偶像乔布斯的“现实扭曲力场”。他们对她的谎言似乎没有辨别能力，原因无法解释。毫无疑问，她的人设迥异于我们熟悉的、打入中国上流社会的田朴珺或奶茶妹妹，倒是她的凶悍泼辣有那么一点像邓文迪。再加上颜值，辍学创业的传奇，毫不掩饰的野心，混合出一种诱人的动物气息，让老男人们无法抗拒。

这一次，霍女再次得手。

回到纽约，默多克给美国投资圈的哥们打了几个电话，每个人谈到霍女都赞不绝口。他拿出1.25亿美元，成为Theranos最大的股东。

几个月后，当霍女出现在自己办公室时，默多克耐心地听她讲完对记者卡雷罗的抱怨，她强调爆料有可能伤害到公司——默多克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我相信我们的记者和新闻团队。”默多克拒绝了霍女的要求。按照惯例，作为集团老板，他不得干预具体的采编业务。

发生在八楼的谈话卡雷罗并不知情，他仍然在准备自己的稿件。

东窗事发

2015年10月15日，那一天终于到了。

《华尔街日报》头条刊登了卡雷罗采写的调查报道《明星初创公司的挣扎》，揭露了Theranos涉嫌使用第三方血检仪为患者血检，且由于对血样过度稀释，导致结果失真。

《纽约客》、《财富》等媒体引用了这篇报道。这是个信号，主流媒体开始转向。在硅谷，Theranos上头条一事成为当天的热门话题。

Theranos很快在官网发出声明，指责报道“事实错误，缺乏科学常识，基于心怀不满的匿名前员工的一面之词”。

霍女当晚接受电视采访，否认了一切。

第一枪并没有令霍女倒下，反而激发了她的求生本能。一周后，霍女甚至如约出席了《华尔街日报》的论坛，她再次公然撒谎，否认公司使用第三方血检仪。对自主研发的爱迪生血检仪的质疑，霍女一笔带过，称那款产品使用的技术已经过时，公司目前正在研发新产品。

卡雷罗没有就此罢休，他接二连三发了几篇后续报道。

霍女在硅谷总部找到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组建一支作战部队，包括律师和公关团队。她打算跟《华尔街日报》正面刚到底。在内部会议上她将《华尔街日报》称为“小报”。

在作战会议上，霍女甚至提出要打性别牌，向媒体透露自己曾在大学遭遇性侵，以博取同情。尽管团队反对，她还是在接受《彭博周刊》采访时说了这样的话：“直到最近，我才知道，作为一个女人，身处这个领域意味着什么。”

她的另一招是把锅甩给男友巴尔瓦尼，提出分手并要求他辞职。

看起来Theranos将有惊无险度过这次危机，因为卡雷罗的子弹打完了；但《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报道已经在发酵，执法机关无法坐视不管，他们的调查最终让卡雷罗打出了致命的一枪。

这一击来自美国医疗监管机构CMS。在《华尔街日报》报道发布前三周，他们就造访了Theranos的实验室。在巴尔瓦尼等人的重重干扰下，他们仍然发现诸多不合格之处，要求限期整改。当Theranos的负面报道登上报纸头条后，CMS的执法人员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快再次回访Theranos在纽瓦克的实验室，这一次他们在那里整整待了四天。

执法人员被自己的发现震惊了。他们勒令Theranos关闭该实验室，并将问题写进了报告中。

得到消息的卡雷罗通过内线拿到该报告，报告证实了他的调查：Theranos在使用西门子血检仪为患者做检测，并对血样进行不合理的稀释。该报告还指出，Theranos自己的产品爱迪生血检仪完全不合格，它甚至不能原样重现自己的检测结果，给出的血检报告跟瞎猜差不多。

卡雷罗将这份报告发到《华尔街日报》网站上。第三方的调查报告让公众——包括股东、合作伙伴——彻底醒悟过来。

股东起诉霍女和CEO巴尔瓦尼涉嫌欺诈，受骗的患者也纷纷发起诉讼，雪崩终于来了。

Theranos这只曾经的独角兽被破产清算，霍女得到的惩罚是：股权清零，罚款50万美元，10年内不得在上市公司任职。同时她还面临着来自投资人和患者的法律诉讼，以及预计二十年的刑期。

……

当故事结束的时候，霍女那段圈粉无数的TED演讲（TED官网已经悄悄删除）再次被翻出来。网友发现霍女几乎每一句话都是假的：她跟去世的迪茨叔叔并不亲近；她其实是个尖嗓子，但装成了男性化的粗哑低音，为了符合她的“女王”人设；就连她的头发也不是真的，她母亲的家族来自匈牙利，遗传给她一头黑发，被她染成了金色。

思考

以上内幕被写进2018年出版的一本书《坏血》（Bad Blood），作者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华尔街日报》科技类调查报道记者卡雷罗。

卡雷罗曾经两次获得普利策奖，他的系列报道戳穿了霍女的虚假神话，更重要的是，拯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

记者在今天是一个毁誉参半的职业。在美国，负责舆论监督的新闻媒体被认为拥有“第四种权力”（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后）。如果记者手中真的握有这种权力，那么我们应该担心了。

在美国，主流媒体记者的教育背景优于上市公司CEO，那个群体的画像是：年轻、高知、低薪、富有理想主义。

卡雷罗属于这个群体，但我们不要忘记，把霍女和她的Theranos捧上神坛的，也是这个群体，其中甚至包括卡雷罗在《华尔街日报》的同事。

一个业余的博客作者通过阅读新闻报道都能发现的可疑之处，他们却视而不见，加入到“造神”大合唱中。

从上世纪90年代起，硅谷便在不断创造神话；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货币宽松，让资本市场更加饥渴地寻找下一个独角兽，特斯拉、Facebook……这些公司背后的明星创始人的故事被媒体不断讲述、夸大……而一些公司也开始包装起自己，他们只要创造出几个概念，媒体便会上钩。

媒体的另一个特点是：跟风。当某个热门初创企业有一家主流媒体背书后，其它媒体闻风而来，对采访对象的吹捧层层加码。这些记者并没有严肃地核实细节，被同行带走了节奏。

Theranos丑闻败露后，只有INC杂志刊登了道歉声明：“我们也曾为这个骗局推波助澜。”

根据2015年美国劳动统计局的统计，如今美国在职记者与公关人员的数量比为1：4.6。你每天看到的商业新闻，很可能大多都包含着公关意志，那些前记者们娴熟地操作着舆论。当在职记者中的一些人开始睁大眼睛，审视报道对象时，发现律师正拿着律师函等待他们。

Theranos这样的独角兽在拿到数亿美元的投资后，为自己打造了一副坚硬的法律盔甲。

“严禁泄露商业机密，否则法庭见。”这是他们干扰媒体采访的武器。

还记得那个勇敢的小伙子泰勒吗？他因为爆料而被Theranos起诉，父母为他掏了50万美元的律师费。如果他们没有选择站在儿子背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可能永远不会发表（因为缺乏有力证据）。泰勒有幸生在一个富贵之家，如果他的父母来自中下阶层，恐怕他无法战斗到底。

说到这，也许我们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传统媒体的价值。

社交媒体真的将取代传统媒体么？

如今在美国，受众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是社交媒体。同时，社交平台上的新闻质量也饱受质疑，已经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从霍女一案来看，《华尔街日报》这样的传统媒体似乎无法取代。

对Theranos最初的质疑来自网络，但那位科技博客无力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他选择了喂料给《华尔街日报》。因为他清楚，作为个人，他无法独立完成一篇无懈可击的调查报道，更无法承受与独角兽对抗的法律成本。

而在此之前，社交媒体上也已经有零星的前员工或患者的吐槽，都并没有引起重视。社交媒体固然可以掀起“metoo”这样的社会运动，但对于发生在狭小的专业领域的丑闻，当危害没有扩大之前，社交媒体的个人爆料如同一枚石子投向大海，掀不起太大风浪。

更别说，霍女的公关团队雇佣了一支网络水军，专门监控舆情。

老牌的传统媒体则不同，《华尔街日报》为调查记者配备了从事实核查、法律咨询到公关准备的一系列资源，他们拥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与独角兽抗衡，保证记者的工作不受外界干扰。

我们还可以窥见另一套机制的运作：管理层和新闻采编之间的隔离墙——记者有选择报道对象的权力，且在他的工作完成前，信息不会对团队之外的任何人泄露，甚至是集团老板。正是这面隔离墙的存在，让默多克没有干预报道。

默多克的股份最后被Theranos以一美元的价格回购，但他用这笔1.25亿美元的亏损抵了税。对拥有几百亿美元身价的他来说，这次失败并没有伤筋动骨。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当初默多克投入的是100亿美元，他会干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