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形势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时期。自200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高增长周期，同时表现出了日益显著的重化工业特征，重化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逐年提高并且超过了60%(2002年、2003年这一比例分别达到了60.9%和64.3%)。由于重化工业阶段的形成机制主要归因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加快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中长期因素，这就意味着重化工业时期将持续较长时间，同时也意味着今后的经济增长对能源的需求可能比轻纺工业时期要高。如果工业领域能效水平没有大的提高，经济增长将对能源供应形成高依赖。

　　其次，城市化进程加快。200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40.3%，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10个百分点，与同等收入国家相比低了近15个百分点。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加快发展，202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55%-60%。当前城镇人口年均消耗能源为农村人口的3.5倍，依此规律，21世纪头20年城市化水平即使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也将增加至少1300万城镇人口，相应地将产生大量的新增能源需求。

　　最后，中国正成为世界加工制造基地之一。由于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在低端位置，形成了进口多为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而出口多为一般制造业产品的国际贸易结构。单位价值的进口与单位价值的出口消耗能源不同，事实上造成了国际间能源需求的转移。在这一进出口结构下，随着进出口量的增加，能源需求向中国转移的趋势短期内难以改变。

　　上述这些具有中长期意义的变化，将在21世纪头20年持续存在。中国也将同大部分发达国家一样，将经历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较快(尤其在人均GDP在1000-6000美元之间)和能源结构快速变化(石油需求比例上升)的过程。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和人均资源占有量不足的基本国情，再加上经济全球化和环境保护日盛等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面对的情况和挑战比发达国家曾经历的时期要复杂得多。此外，中国能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能源问题也远远超出了能源的范畴，在国际政治、外交等领域成为热点问题。

　　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需要多少能源支撑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面临何种挑战和压力，既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取决于采取何种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的政策，但中国在能源领域将面临着一系列不可避免挑战：

　　一是资源的可持续供应面临较大压力。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还包括南非、印度等国)主要依赖煤炭资源的国家，2003年中国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了67.9%，比世界平均水平高了41.5个百分点，比经合组织(OECD)国家高了46.5个百分点。从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能源发展历程看，已完成了两次能源变革(由煤炭替代薪柴，由石油替代煤炭)，目前正处在走向多元化能源的第三次变革之中，更长远的趋势是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而我国仅仅是完成了第一次能源变革，刚刚进入石油、天然气快速发展的阶段，能源的多元化结构更是远未形成。从化石燃料的资源量来看，中国人均能源可采储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3年人均石油可采储量只有2.48吨，人均天然气可采储量1408立方米，人均煤炭可采储量89吨，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10.0%、5.0%和57%。我国石油产量不可能大幅增长，2020年预计为1.8亿-2.0亿吨，然后将逐渐下降。我国煤炭资源虽然比较丰富，但探明程度很低。目前，煤炭可采储量为1886亿吨，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为618亿吨，其中90%分布在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远离消费中心的中、西部地区，开发、运输和利用的难度势必加大。此外，在尚未利用的精查储量中可供新建大中型矿井的精查储量只有300亿吨，考虑到2020年要新建年产能力10亿吨的煤矿，需要精查储量1000亿吨，缺口依然巨大。

　　二是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度较大，提高能源效率虽然还有较大潜力，但其艰巨性要远大于前20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的依赖比发达国家大得多。2001年，中国终端能源用户用在能源消费的支出为1.25万亿元，占GDP总量的比例为13%，而美国仅为7%。从能源利用效率来看，我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较高，目前8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47%，而这8个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中国的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从前述情景分析的结果看，到2020年存在少用8亿吨标准煤的可能。要实现此目标，其艰巨性要远大于过去的20年。过去20年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变动所释放出来的节能效果，在今后虽然还有大的潜力可挖，但面临着重化工业新阶段和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新情况，必须要在经济、能源、环境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并加以落实，方能见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