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贺铨：TD-LTE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作者简介：1943年生，广东番禺人，1964年毕业于武汉邮电学院，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光纤传送网与宽带信息网专家，多次参与了国家通信发展的决策。现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国家863计划监督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要探讨TD-LTE的意义，就必须回顾TD产业的发展历程。1998年，中国向ITU提交了TD- SCDMA标准，当时在许多外国人看来，这无非就是一个标准而已。到现在，TD在国内正式商用已经一年多了，在与其他两大3G标准的较量中毫不逊色，TD 用户数是国内3G标准中用户最多的。

　　我国支持TD的力度大，在 3G发展之初，就优先考虑它的频谱安排，支持TD的试验，投入专项研发资金，并且安排运营商中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来承接建网和运营。TD的成功，不仅培育了中国的民族通信技术，支撑了整个产业的快速发展，更使中国通信业改变了以往技术上受制于人的落后局面，证明我国的自主创新战略是英明和正确的。

　　成为国际标准，仅仅是产业进程的第一步，并不等于在市场上一定就能成功。现在来看，在我国政府自主创新的决心和信心推动下，再加上“官产学研用”等几方面的协调发展，促成了TD商用的成功。

　　但是从另一意义上看，技术的进步也在加速。无论TD、WCDMA，还是CDMA2000都是基于CDMA技术的，而LTE是基于OFDM技术的，所以很多外国公司认为，中国TD的优势一旦演进到LTE，就将不复存在，因为OFDM是美国早就领先的技术。

　　对中国电(600795,股吧)信业而言，此时的策略选择应当注重两个方面。第一，不能在产业尚未准备好的时候，就演进到LTE。我们应继续大力建设TD网络，更多地积累市场经验和提升用户体验。第二，在产业准备方面，不能放松TD-LTE的研发。在TD-LTE的标准化进程中，还应采用“产学研用”结合的方式，以运营商为主导，同时联合设备制造商共同发展，这样才能在标准上化被动为主动。

　　任何新技术从研发到普及都需要一个过程，TD-LTE是对我国未来移动通信发展的一个重大进展和鼓舞，是我国自主创新信心的反映和决心的表达。它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中国能够可持续创新。正因为有了TD-LTE，在未来的4G标准中，仍然会有中国的一席之地，所以，它对中国通信业的意义非常重大。

　　需要指出的是，芯片仍然是 TD-LTE的薄弱环节。我国现有的几家芯片公司，实力仍然不够强大，这些公司很多是在TD商用后才进入市场，仍然处于发展初期。目前TD用户已经突破了 600万，但对于芯片产业而言，这仍然不够多，市场层面尚未形成非常好的良性循环。这些公司的资金实力还是较弱的，仍然需要政府的支持，包括利用重大专项给芯片研发公司以更大的支持。

　　另外，芯片涉及到集成电路先进技术，我国芯片代工企业现有工艺只有65纳米，如果要升级到45纳米，乃至40纳米，仍然面临投资匮乏的问题。如果我们完全依赖海外代工企业，竞争上就会失去优势。所以在芯片层面，仍需给予大力的支持。

　　尽管TD- LTE国际化面临挑战，而且4G标准尚未最终确定，但都采用FDD的可能性不大，因为TDD天然的双工模式在应用上具有优势。从技术角度而言，FDD和 TDD两种模式都具有存在的价值。TD-LTE发展到现阶段，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主流TDD标准，并且吸引了众多海外运营商的关注。可以说，TD-LTE 在国际化方面有着重大的历史机遇。

　　国际化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别人要“走进来”，如果我们提出的标准，只有本国企业参与，就不能说是真正的国际化。目前，已经有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等参与TD-LTE研发，这是令人高兴的。第二是我们要“走出去”，要让TD以及TD-LTE在海外真正商用，并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机会。目前，一些国家已经建立了小规模的TD试验网，我对此有充分的信心。

　　TD-LTE的国际化有几个优势。首先是成本优势，现在TD一个信道的价格已与GSM类似，甚至更低一点，在成本上已经具备了很好的优势。其次是频率优势，TD-LTE的频谱利用率高于 2G，TDD的频率优势是FDD所不能代替的，在频率资源紧张的情况下，TD-LTE走出去是有很多机会的。上海世博会就是TD-LTE走向国际的一个绝佳平台，相信会给众多海外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即中国完全有能力提供TD-LTE。

　　现在看，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利用各种手段保护本土市场，因此，TD-LTE要进入这些地区是有困难的，但是TD- LTE的国际化，并非意味着只能走入欧美市场，全球范围内都有机会。可以说，只要有需要TDD的地方，就有TD-LTE的机会，这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实力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