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5G终端不允许存在CDMA制式

CDMA要和我们说再见了。

根据最新的消息，中国电信已明确要求从2020年起，所有5G终端不允许存在CDMA频段和制式，同时要求不允许存在VoLTE开关；如果已报CDMA频段和制式，需要明确去除时间安排，最终入网证和型号核准证不允许出现CDMA频段和制式。
 

这就意味着，5G时代，CDMA将彻底离开我们。

中国电信要求从2020年起，所有5G终端不允许存在CDMA频段和制式，同时要求不允许存在VoLTE开关；如果已报CDMA频段和制式，需要明确去除时间安排，最终入网证和型号核准证不允许出现CDMA频段和制式。

业内人士指出，如此明确的态度和要求，符合中国电信一贯的行为风格。其实，早在3G时代的尾声，中国电信就已经有意缩减CDMA网络投资，转而全力投入LTE；在4G时代，随着中国电信在移动市场上的产业号召力与日俱增，全网通、VoLTE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中国电信有底气彻底的和CDMA说“再见”了。

3G时代：一己之力重塑CDMA终端生态

中国电信获得移动通信牌照的那一年，正是我国开始步入3G的时间节点，这对于中国电信而言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是，彼时中国电信接手CDMA网络之时，实际用户数约为2800万，没有历史包袱，可以大踏步的向前发展3G；挑战是，CDMA技术的产业链并不成熟，在激烈的3G市场竞争中，产业链会给这个“非主流”制式多少支撑都是未知数。

如果产业链不能给到足够的支撑，中国电信千辛万苦获得的移动通信业务无疑更举步维艰。摆在中国电信面前的是如何拉动产业链。特别是在终端层面，当时移动通信业务主要以个人业务为主，网络需要通过手机终端承载而被用户使用，也就意味着没有终端就没有用户。

因而，中国电信从接手CDMA的那一刻起就制定了“终端引领”的战略，通过终端来带动业务，拉动客户。中国电信进行了大规模的CDMA终端集采，真金白银砸向CDMA终端产业链，同时积极召开“天翼手机交易会”，也是现在“天翼智能生态博览会”的前生。

不过这些策略在早期的推进过程中并不是特别顺利，手机厂商在CDMA产业链的参与度并不积极。2009年6月，在当时中国电信举行的CDMA产业链高峰论坛上，时任中国电信董事长的王晓初对在座的上百家手机厂商发出著名的“汗颜论”，他说，“中国电信年初采购了100万台3G终端，但到昨天为止，我们一共才拿到27万台，已经卖出了十多万台，目前在只剩十几万台存货的情况下，想组织一次有力的销售活动都不可能。想问在座各位是否汗颜？”

在“汗颜论”两周年后，还是在相同的场合，王晓初表示，“CDMA终端产业链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当时CDMA用户突破1亿户。随后的几年，中国电信始终坚持这一套策略， CDMA用户数也一直处于较快的增长状态，一直到2015年2月LTE FDD牌照发放之前，中国电信的移动用户数达到1.87亿户。

回顾一下CDMA这项技术的发展历程。

CDMA这项技术，最早的奠基人是二战时期好莱坞女星海蒂拉玛。她和钢琴师乔治·安太尔共同发明了跳频技术并申请了专利。

关于海蒂拉玛“CDMA之母”的称谓有很多争议。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

我本人是持赞同意见的。海蒂拉玛并没有发明CDMA网络，也没有制定CDMA标准，她发明的是跳频技术。而这项技术是CDMA的灵魂。

学术界也是认可海蒂拉玛地位和贡献的。只不过因为海蒂拉玛的特殊身份和独特个性，很多无良媒体乱炒作，反而误导了公众对她的评价。

跳频技术被发明之后，因为保密性和抗干扰性良好，在冷战时期被用于军事用途，也被军方严格限制。

直到80年代，艾文·雅各布博士发现其商用价值，于是成立高通，将CDMA技术商业化，并最终被认可为通信标准。

所以，高通是CDMA技术真正的创造者，也是CDMA标准的发明人和推动者。

从技术的角度来说，CDMA确实比GSM更加优秀，而且优秀很多。无奈推出时间稍微晚了一些，加上各种客观原因，市场基本上已经被GSM占据，所以无法与之抗衡。

到了3G时代，大家都认可CDMA码分复用的优异性能，于是纷纷投入到CDMA怀抱。欧洲搞出的WCDMA，是基于CDMA的。中国的TDS-CDMA，是基于CDMA的。北美的CDMA2000就更不用说了，是2G CDMA 1X技术的嫡系继承者。

在那一时期，高通可以说是通信行业的最大赢家，专利费赚得盆满钵满。

我们国家之所以会有CDMA网络，其实也是有原因的。有一种说法，说是当时因为中国要加入WTO，卡在和老美的谈判上。老美要求必须我们也建立一张CDMA网络。为了入世，无奈我们就同意了。

不管是真是假，1995年8月，原邮电部与总参通信部联合下发文件，决定建立 800MHz CDMA蜂窝移动通信网络。1996年4月，两部确定在北京、上海、西安、广州四个城市建立CDMA试验网，双方各投资50%。这个试验网，就是老一辈人很熟悉的中国长城网、133网。

1998年，中央发出了军队不得经商的命令，于是这张C网要完全交给地方。

当时的中国电信本来想要这张C网，结果最高层领导不同意，认为中国电信拆分后规模仍然过于庞大，如果再拥有移动牌照，刚刚分离出来的中国移动和正在重组中的中国联通很难与其形成有效竞争。

中国联通获知此事后，积极向最高层领导争取，希望能把4个城市的CDMA资产划归自己。国务院从扶持联通发展的角度出发，同意了其要求。

2000年，中国联通与高通签署知识产权框架协议，随后启动CDMA网络建设，CDMA正式进入中国。

这样一来，联通就有两张网，一张GSM，一张CDMA。联通给CDMA的定位，就是高端网络，因为CDMA绿色、辐射小、音质清晰、抗干扰性强、而且保密性强。

当时CDMA在海外也有很多运营商在用，尤其是亚洲、非洲和南美洲，不少运营商建立了CDMA的网络。

我进入Z司的2006年，就是全球建网3G的高峰期。虽然大部分选择WCDMA，但也有不少选择CDMA2000。

当时部门所有的老员工都是搞2G CDMA的，据说2G时代（2000年左右）CDMA事业部业绩很好，发奖金都是拿麻袋装的。好多人都在那个时候买了好几套房，让我们这些新人羡慕不已。

我入职时，公司刚开始推3G CDMA2000。因为国内3G牌照未发，所以我们这批新员工入职培训之后，直接都是去海外项目。

当时CDMA2000在海外项目很多，有印度、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还是一些亚非拉国家。我去的是印度Reliance项目，当时世界上容量最大的CDMA项目。这一期间的工作非常辛苦，新产品问题很多，但是我们见证了Z司CDMA 3G产品逐渐走向成熟。

前面我说过，Z司的CDMA是非常强的，研发很厉害，市场很厉害，售后也很厉害，在全球基本上随便都能拿单。我们遇到H司的CDMA同行，都是昂着头走路的。

大家都知道，在那一时期，Z司押宝押对了两样东西，一样是CDMA，还有一样是小灵通。通过这两个技术，Z司实现了弯道超车，赚了很多钱，曾经一度将和H司之间的差距拉小到不到10%。H司老板一直都很懊悔错失了这两个机会，H司也一度因为Z司的威胁而感到如芒在背。

H司押宝的是WCDMA，当时H司一直闷头搞WCDMA的技术储备，在海外验证自己的WCDMA产品和运营经验，也在争取WCDMA的实验局，在这块的积累日益增加。

2008年，国内发3G牌照。联通把CDMA网络卖给了电信。有趣的是，买C网的钱，一半还是移动帮忙掏的。

电信拿到CDMA这张网，如获至宝，马上停掉了自己的小灵通，然后专心搞CDMA2000。这一阶段，Z司抢占了很多中国电信的市场，趁机搬迁替换了很多三条杠公司的CDMA 2G设备。

当时我们部门拼命招兵买马，搞国内搬迁，我们很多在海外培养起来的懂CDMA2000的员工，经过2年的洗礼，刚好回国作为骨干参与了搬迁工程。

我当时还在海外，所以错过了这波建设热潮。等我回国的时候，中国电信CDMA 3G网络建设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然后，谁也没想到，这就是CDMA最后的辉煌了。

4G时代：无人不知全网通

进入4G时代，中国电信获得LTE FDD牌照，这意味着中国电信回归行业主流，再也不用一己之力培育产业链。不过，虽然能够共享成熟的产业链，但在4G时代，中国电信在终端策略上有着自己更大的“野心”——全网通。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4G时代，工信部先向三大运营商发放了 TD-LTE牌照，一年之后才向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发放LTE FDD牌照。虽然电信和联通也有TD-LTE牌照，不过由于TD-LTE由中国移动主导，电信和联通显然更希望发展产业链更为成熟的LTE FDD。

而一年多的“空窗期”也让中国移动跑赢了市场，截至LTE FDD牌照发放前，也就是2015年2月份之前，中国移动4G用户数超过1.23亿户，并且大规模推广中国移动TD-LTE定制机，通过定制机深度绑定用户。

对此，中国电信在获得牌照之日起就极力推动全网通策略，一方面积极推进标准化，2016年全网通成为国家标准，2017年GCF和 GSMA将全网通列入国际标准；另一方面与中国联通合作共同推进全网通手机，“借兵打仗”共同阻击中国移动的TD-LTE定制机。

当时中国电信全网通的终端策略，一方面是有自身对CDMA承载语音业务的需求，终端必须要支持CDMA制式；另一方面其实也跟CDMA产业链相关，如果没有全网通，中国电信势必仍将走2G、3G时代的老路，一己之力补贴终端厂商生产带有CDMA制式的手机，无疑将面临巨额的成本压力。

全网通的作用就在于，形成标准之后，厂商对于未来手机的预见将变得清晰，同时占据手机成本大头的芯片也将全面支持统一制式，一旦形成规模化的生产与销售将大幅降低手机的硬成本，也就是变相分摊了中国电信CDMA所要交的“税”，让电信能够以较小的补贴成本，解决了CDMA产业链规模比较弱势的难题。

与此同时，用户的选择权是最基本的消费者权益，全网通手机终端的出现能够在保证用户自由选择运营商网络权力的同时，智能手机性价比的提升也是在变相让利于用户。用户的满意度也会由此大幅提高。用户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后，这时候比拼的就是网络质量和服务，电信获客的机会势必也会增多。

能够非常直观的看到，4G时代，中国电信的全网通策略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数据显示，2018年全网通终端的渗透率超过80%。另外，在4G中后期，彻底解决了终端的瓶颈后，电信的移动用户迎来爆发，截至2019年10月31日中国电信的移动用户数也来到了3.3亿，其中4G用户数2.78亿。更重要的是，全网通也成为了中国电信的标签，那句“一入电信深似海,从此手机不好买”的调侃再也没人提起。

5G时代：告别CDMA的最好时间

4G时代，在人口红利、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我国整体的移动用户数迎来爆发式增长，中国电信也是在这一轮的增长过程中，用户数也来到了第二的位置，这对于起步较晚，又在初期采用“非主流”CDMA制式的中国电信而言实属不易。

取得成绩之后，中国电信更多的开始思考如何加速CDMA退网，其实在3G时代末期，中国电信已经大幅减少对CDMA的投入。为什么要加速CDMA退网？一方面，是为了降低网络运维成本。中国电信现网2G/3G/4G/5G四代同堂，网络运营成本高昂，现阶段2G/3G使用率极低，投入与产出失衡。

另一方面，提升频谱效率。CDMA退网后，原有的频谱可以重耕，最直接的就是部署NB-IoT，目前中国电信的NB-IoT网络部署在800MHz，而这正是CDMA所在的频段。当前，运营商正面临增量不增收的困境，需要更多的发展高价值的行业应用，频谱重耕后大力发展IoT业务是不错的选择。

更重要的是，中国电信CDMA退网已经具备技术条件。4G前中期，CDMA主要承载话音业务，这也是中国电信迟迟不能清退CDMA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随着2018年11月29日，中国电信的VoLTE正式面向全国开通，并实现了全网覆盖，CDMA的最后一个有实质意义的业务也失去了价值。有了VoLTE后，语音业务直接在LTE上承载而不再依赖于CDMA。经过一年的商用考验，电信VoLTE的覆盖能力基本能够满足用户的话音需求，同时支持VoLTE的手机终端也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中国电信既有清退CDMA网络的充分理由也有技术条件，此时出台5G终端不允许存在CDMA频段和制式，同时要求不允许存在VoLTE开关的强硬政策，其实就是在向产业链传递明确的指引，放弃CDMA制式，通过增量冲击存量，加速CDMA网络的退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