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新年,华为总裁任正非向所有员工发表的讲话,注定会流传到外部,被企业界人士争先学习,以至于有人笑称,任正非是最牛的自媒体。今年也不例外。
任正非这篇题为《华为要做追上特斯拉的大乌龟》的讲话,让人们看到了华为这个年营收已达385亿美元的传统电信设备大鳄,在面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颠覆式创新时的纠结与窘境。
讲话中,华为这只埋头苦干最终赢得胜利的神龟,还在持续奋斗着,猛一抬头看到特斯拉这样的破坏性创新企业正在起跑。于是精神教父任正非说:“当发现一个战略机会点,我们可以千军万马压上去,后发式追赶,要敢于用投资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以人力的方式,把资源堆上去,这就是和小公司创新不一样的地方。人是最宝贵的因素,开放式追赶时代潮流的华为人,是我们最宝贵的基础,我们就有可能追上特斯拉。”
任正非奋力抗争着的,正是哈佛教授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窘境》一书中提出的大公司难以规避的失败。
精神教父精神不再?
然而,“你没发现,老板已经露怯了吗?”一位前华为人言辞激烈地评论著任正非的新年讲话。
2013年新年,任正非讲的关键词是聚焦、利出一孔;2014年新年,他的关键词仍是聚焦、奋斗、自我批判。实际上从2011年开始,任正非的新年讲话内容就只剩下不同的用词了。年近70岁的任正非再也提不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想法了,而15万华为人也已经听惯了这位老人每年一次的唠叨。
在2014年的新年讲话中,任正非提到了2002年那次干部大会,不过已经不复12年前之勇了。当时的任正非是“三位一体”的:
第一,他是“精神教父”,鼓励华为的干部们要像希腊神话中的丹科一样把心拿出来燃烧,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第二,他是“战略导师”,指出了当时商场竞争的本质是“质量、服务和成本”的竞争,华为要看到自己的成本优势;第三,他是“行为教练”,提出了加快进入海外市场、建立同盟军、实行末位淘汰等具体的战术。
而2014年,在任正非的讲话中,人们只看到了大公司的优越感,看到了“别那么互联网冲动”,看到了“乌龟精神”,看到了宝马和特斯拉。
作为华为的“精神教父”,华为的每一步飞跃都是在任正非独具一格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牵引下完成的,从最早的知本家、利益共享,到压强战术、狼性文化,再到走向海外、向美国人学习,然后是开放、妥协与灰度,他每一次提出的管理思想都让人耳目一新,并指引着华为走向更大的成功。
如今,这架发动机的动力已经逐渐枯竭,那些曾经指导华为成功的管理思想,正在遇到互联网思想和互联网哲学的强烈挑战。
所谓的“利益共享”,最终证实不过是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的年终奖和虚拟受限权,远远敌不过互联网公司实实在在的股票和期权;所谓的“狼性文化”,已经演变为公司的巨大内耗,有管理,无效率,老狼小狼都已经疲惫不堪,而互联网公司的开放、透明、分享让老人、新人都过得很爽……
跟随战略与创新者窘境
“我们也是互联网公司,是为互联网传递数据流量的管道做铁皮的……”当任正非旗帜鲜明地高呼“华为也是互联网公司”的时候,给互联网公司送水的大妈笑了,俺们也是互联网公司。
“不要为互联网成功所冲动,有互联网冲动的员工,应该踏踏实实地用互联网的方式,优化内部供应交易的电子化,提高效率,深刻地分析合同场景,降低损耗,这也是贡献,为什么不做好内互联网呢?”这次华为人笑不出了,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一种工具的认识,而是一种思维,它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式,不再是树状结构的思维,而是处于一个多维交织的网状结构中。如果把互联网看作工具而已,那么不得不说,任总显然老了,华为沉迷于传统行业巨头的美梦之中,如是,华为则危矣!
按照《创新者窘境》作者关于创新的说法:“有两种技术,一种叫延续性技术,另外一种叫颠覆性创新(或者叫破坏性创新)。在延续性创新竞争环境之下,领先者总是能保持领先地位;而在破坏性创新的竞争环境之下,领先者总是被后来者掀翻马下。”而任总还在延续性技术里面打转。他所提倡的“跟随战略”被证明在延续性技术竞争中是有效的,但是在破坏性创新环境中不但无效甚至是极为有害的。
最为现实的例子比比皆是,腾讯的“搜搜”谋求超越百度;百度的“有啊”希望赶超阿里巴巴;马云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做“来往”,期望战胜微信……现实是残酷的,中国的传统巨头们,都面临着互联网时代颠覆性创新的严酷考验,谁能走在前面,及时拥抱变革,都是未知数,而跟随战略在颠覆性创新的竞争环境里的确并不适用。
前几天,谷歌以32亿美元现金收购了苹果“iPod之父”托尼·法德尔2010年创办的智能家居公司Nest Labs。谷歌看中的正是NEST颠覆性创新的企业战略和超越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吃透消费者的需求,设计出用户喜欢或者超越用户需求的产品,对于颠覆性创新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思维要求我们要去中心化,摆脱“控制”的思维定势,让市场或者消费者参与到产品的开发、设计甚至定价环境中,这样才可能让企业在困境中生存或突围。
当移动互联网大潮汹涌袭来的时候,兔子也许注定将跑过乌龟,特斯拉也终将战胜宝马。未来,移动互联网的美好愿景和不寒而栗的现实,也许会让越来越多不甘平庸的华为人走出围城,在一望无际的互联网海洋,他们虽然会经历更多的风浪,但也会享受到更多的自由和舒畅。
关键字:任正非 纠结 创新者
引用地址:任正非的纠结与创新者窘境
任正非这篇题为《华为要做追上特斯拉的大乌龟》的讲话,让人们看到了华为这个年营收已达385亿美元的传统电信设备大鳄,在面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带来的颠覆式创新时的纠结与窘境。
讲话中,华为这只埋头苦干最终赢得胜利的神龟,还在持续奋斗着,猛一抬头看到特斯拉这样的破坏性创新企业正在起跑。于是精神教父任正非说:“当发现一个战略机会点,我们可以千军万马压上去,后发式追赶,要敢于用投资的方式,而不仅仅是以人力的方式,把资源堆上去,这就是和小公司创新不一样的地方。人是最宝贵的因素,开放式追赶时代潮流的华为人,是我们最宝贵的基础,我们就有可能追上特斯拉。”
任正非奋力抗争着的,正是哈佛教授克里斯坦森《创新者窘境》一书中提出的大公司难以规避的失败。
精神教父精神不再?
然而,“你没发现,老板已经露怯了吗?”一位前华为人言辞激烈地评论著任正非的新年讲话。
2013年新年,任正非讲的关键词是聚焦、利出一孔;2014年新年,他的关键词仍是聚焦、奋斗、自我批判。实际上从2011年开始,任正非的新年讲话内容就只剩下不同的用词了。年近70岁的任正非再也提不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想法了,而15万华为人也已经听惯了这位老人每年一次的唠叨。
在2014年的新年讲话中,任正非提到了2002年那次干部大会,不过已经不复12年前之勇了。当时的任正非是“三位一体”的:
第一,他是“精神教父”,鼓励华为的干部们要像希腊神话中的丹科一样把心拿出来燃烧,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第二,他是“战略导师”,指出了当时商场竞争的本质是“质量、服务和成本”的竞争,华为要看到自己的成本优势;第三,他是“行为教练”,提出了加快进入海外市场、建立同盟军、实行末位淘汰等具体的战术。
而2014年,在任正非的讲话中,人们只看到了大公司的优越感,看到了“别那么互联网冲动”,看到了“乌龟精神”,看到了宝马和特斯拉。
作为华为的“精神教父”,华为的每一步飞跃都是在任正非独具一格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牵引下完成的,从最早的知本家、利益共享,到压强战术、狼性文化,再到走向海外、向美国人学习,然后是开放、妥协与灰度,他每一次提出的管理思想都让人耳目一新,并指引着华为走向更大的成功。
如今,这架发动机的动力已经逐渐枯竭,那些曾经指导华为成功的管理思想,正在遇到互联网思想和互联网哲学的强烈挑战。
所谓的“利益共享”,最终证实不过是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的年终奖和虚拟受限权,远远敌不过互联网公司实实在在的股票和期权;所谓的“狼性文化”,已经演变为公司的巨大内耗,有管理,无效率,老狼小狼都已经疲惫不堪,而互联网公司的开放、透明、分享让老人、新人都过得很爽……
跟随战略与创新者窘境
“我们也是互联网公司,是为互联网传递数据流量的管道做铁皮的……”当任正非旗帜鲜明地高呼“华为也是互联网公司”的时候,给互联网公司送水的大妈笑了,俺们也是互联网公司。
“不要为互联网成功所冲动,有互联网冲动的员工,应该踏踏实实地用互联网的方式,优化内部供应交易的电子化,提高效率,深刻地分析合同场景,降低损耗,这也是贡献,为什么不做好内互联网呢?”这次华为人笑不出了,互联网已经不再是一种工具的认识,而是一种思维,它改变了人类的思考方式,不再是树状结构的思维,而是处于一个多维交织的网状结构中。如果把互联网看作工具而已,那么不得不说,任总显然老了,华为沉迷于传统行业巨头的美梦之中,如是,华为则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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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现实的例子比比皆是,腾讯的“搜搜”谋求超越百度;百度的“有啊”希望赶超阿里巴巴;马云说要不惜一切代价做“来往”,期望战胜微信……现实是残酷的,中国的传统巨头们,都面临着互联网时代颠覆性创新的严酷考验,谁能走在前面,及时拥抱变革,都是未知数,而跟随战略在颠覆性创新的竞争环境里的确并不适用。
前几天,谷歌以32亿美元现金收购了苹果“iPod之父”托尼·法德尔2010年创办的智能家居公司Nest Labs。谷歌看中的正是NEST颠覆性创新的企业战略和超越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吃透消费者的需求,设计出用户喜欢或者超越用户需求的产品,对于颠覆性创新至关重要。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思维要求我们要去中心化,摆脱“控制”的思维定势,让市场或者消费者参与到产品的开发、设计甚至定价环境中,这样才可能让企业在困境中生存或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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