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昊 8月14日晚间，经济观察报记者拿到了高通针对“张昕竹事件”的回应，高通发言人克莉丝汀·特林伯 (Christine Trimble)称与张昕竹并无任何“直接的”财务往来。
13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得知中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张昕竹被解聘的直接原因是涉嫌与高通有利益往来，而且他还为高通在接受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中辩护，且为其编写了一份厚达几百页的报告文件。
特林伯并未直接否认“好处费”的存在，她的解释是高通的确聘请了“全球经济学集团(Global Economic Group)”制作了一份经济分析报告，以提交给发改委，而这家公司又聘请了张昕竹来共同撰写这份报告。
“高通只是正常地向全球经济学集团支付了标准费用，与张昕竹并无任何直接的财务交易，”特林伯称，“在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政府的调查行动中，聘请经济学家提供这样的经济分析报告，以提供给调查机构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
除此之外，高通一方并没有更多的解释，其中国区所有人员被要求禁言，“调查期不结束，我们就不能说话，这是中国政府的规定。”不止一个人这样说道，毕竟牵扯到高通在各国的策略，他们对此非常地谨慎。
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高通在“张昕竹事件”爆发之后，很快便与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中国区也在13日午间就把国内各个媒体的反应传回了总部。
偶然的必然
蹊跷的是，当事人张昕竹却对此矢口否认。“怎么可能，这根本不符合常识。”他当天接到了不少媒体的短信，回复的内容多是如此。
他对财新网的解释是，“我当时担任专家咨询组成员时，并没有这样的要求说不能给企业做咨询。发改委对高通发起反垄断调查时，相关机构并未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这没有利益冲突。”
张昕竹是2011年加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这个咨询组由21名来自各大高校的专家组成。现在媒体普遍引用的证据是其《工作规则》第三章工作纪律中第十三条规定的第三项：维护专家咨询组的声誉，不得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利益冲突的活动；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不得以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无关的活动。
本报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全球经济学集团，到截稿时，还未得到对方的回复。但在这家公司的网站介绍上，张昕竹名列其中，而他的职位是“Directer”。对他的介绍也提到，“在加入全球经济集团之前，他是东北财经大学的副教授以及山东大学的客座教授。”但并没有列出具体的入职时间。
张昕竹是其“全球经济专家组”的成员之一，他还以这个名义发表过几篇论文。全球经济学集团是在2011年成立的，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大致是同期。可见张昕竹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选择同时服务两个机构。虽然正如他所说，他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并无合同关系，但的确违背了该组织的规章制度。新华网评论的标题为“决不能让某些专家浑水摸鱼、吃里扒外”，足以表明对此事的定性。
实际上，“张昕竹事件”只能算是一个偶发的插曲，的确如高通所说，外企雇佣专业机构为其提供咨询报告是件很正常的事，只是张昕竹的身份太过特殊。
经济观察报从多个信源处得知，双方的沟通一直相对顺畅。7月11日，发改委官方网站的消息还称：“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许昆林局长、卢延纯副巡视员与高通执行总裁兼集团总裁Derek Aberle就高通公司涉嫌违反我国《反垄断法》的情况及解决问题的路径深入、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这是Derek今年的第三次来华，前两次分别为4月3日和5月8日，都与反垄断调查有关。
高通方面也很平静。据接近高通的人士透露，他们有庞大的律师团队，应对反垄断诉讼的经验也很丰富，“他们似乎更想让法律的事情归法律，不太会迫于其他因素做出妥协。”亦有媒体开玩笑地称在高通美国圣地亚哥的总部办公室里，律师的数量都要多于工程师。
因此，“张昕竹事件”很有可能预示着谈判进入了攻坚阶段，原来的节奏已经很难促成谈判的顺利结束。至少从经济观察报记者得到的信息来看，相关部门对该事件极其痛恨，这或多或少地都影响到了他们对高通的看法。
难解的分歧点
由于还没有定案，双方的分歧点无从知晓。但从众多国产手机品牌厂商那里可以得知，他们更希望发改委的处罚决议向“改变收费模式”倾斜，而不是纯粹的罚款。按照中国反垄断的审查流程，执法部门会约谈取证上下游企业以及客户，所以，这些手机厂商的建议会成为重要的参考标准。
iSuppli首席分析师顾文军称：“高通是一家现金流非常充沛的公司，如果只是被罚款，不改变其对终端手机的专利收费模式，对手机芯片市场现有格局可能意义不大。”
被媒体引用最多的例子有三点：高通是按照整机出厂价的5%收取专利费，而芯片只占总成本的4%-10%之间，显示屏、电池、内存、摄像头等众多与高通专利无关的部件也都被包含在收费范围之内；据传高通对于国内手机厂商，是按照出厂价收取专利费的，对三星等国际品牌则是按成本价收取的，这中间有较大的差额；高通打算对4G手机收取3%-3.5%的专利费，而国产品牌手机的利润率大多不到1%，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曾公开抱怨过，“一个手机赚30元，这算什么高科技、高水平？”
在多次采访中，本报记者发现高通内部对自己的收费模式十分推崇。他们的逻辑是，每年高通在研发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就是说，提供给客户的专利包会不断地扩大，而并不会因此提高收费。“外界对我们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并不足够了解我们的模式。”类似这样的观点其实在高通并不占少数。
但至少从财务数据上看，这种模式的确会引发垄断的猜想。高通的业务分为两块，一是芯片，二是专利授权。在2013财年，该公司的营收总额为248.7亿美元，其中78.8亿美元的营收来自于专利授权，几乎占到了30％，可怕的是专利所产生的利润占总利润的比例甚至高于80%。
很多国内手机厂商都曾向媒体抱怨过高通，他们把高通除去芯片费用之外收取5%的专利授权费称为“高通税”，这个名字足以证明这部分客户对该模式的“反感”。
从2006年开始，日本、韩国和欧盟相继对高通提起反垄断调查，但在这几次调查中，高通均表现得很强硬。2009年，韩国对高通开出了2.08亿美元的罚单，但高通对此提出上诉，并同时宣布在韩国设立研发中心，之后此事便没有了下文。紧接着，欧盟也因投诉企业与高通达成了和解，“主动撤销了调查”，而日本的处罚意见现在还处在复议阶段。
“虽然日本和韩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都曾对高通商业模式中的部分行为提出过质疑，但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均未曾全面审查过高通整体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影响。”韩国首尔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顾问李相承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中国国家发改委能够采取上述措施（他提出诸如以芯片价格收专利授权费，而不是整机等建议），则该举措将成为全世界反垄断机构执法实践的里程碑事件。”
“命门”
至少在那些手机厂商看来，整件事已经定性了。他们私下都认为案件已经不会有悬念了，高通很难说服中国政府高层，现在的疑问只剩下最终的处罚方式问题。
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高通中国区在反垄断问题上的态度谨慎了许多，对所有相关的话题都不发表评论。Derek最近一次访华，也在“高通在华投资战略发布会”上亮相，他承诺用1.5亿美元支持中国的初创企业。而就在20天前，高通还宣布了与中芯国际达成战略合作，其主打产品“骁龙”系列处理器将交由后者部分生产，这都被认为是高通向中国政府“示好”的信号。
经济观察报记者还了解到，高通在对待厂商的态度上也缓和了不少。去年高通还对三模（支持三种通信制式）手机的专利授权费催得非常紧，要求手机厂商签授权协议，而现在它几乎不怎么问了。从某种角度上讲，这相当于变相的免费。
但这还是无法抵消反垄断调查对它的影响。除了股价近期大跌之外，Derek在上个月的财报会议中预计反垄断会让公司在下半年损失8%的销售额，他还强调了好几次，应对反垄断调查现在是全公司优先级最高的事情。“这也难怪，如果调查影响了高通在华的策略，那么它在全球的策略都会因此而改变。这里就是它的‘命门’，所以它才会对这个国家的反垄断调查如此之紧张。”一位不愿具名的手机厂商高管告诉本报记者。近几季的财报数据显示，高通目前营收中大概一半都来自中国市场。
关键字：反垄断
引用地址：高通“命门”：为何对中国反垄断调查这么紧张
13日，经济观察报记者得知中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的张昕竹被解聘的直接原因是涉嫌与高通有利益往来，而且他还为高通在接受发改委的反垄断调查中辩护，且为其编写了一份厚达几百页的报告文件。
特林伯并未直接否认“好处费”的存在，她的解释是高通的确聘请了“全球经济学集团(Global Economic Group)”制作了一份经济分析报告，以提交给发改委，而这家公司又聘请了张昕竹来共同撰写这份报告。
“高通只是正常地向全球经济学集团支付了标准费用，与张昕竹并无任何直接的财务交易，”特林伯称，“在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政府的调查行动中，聘请经济学家提供这样的经济分析报告，以提供给调查机构是一种很正常的行为。”
除此之外，高通一方并没有更多的解释，其中国区所有人员被要求禁言，“调查期不结束，我们就不能说话，这是中国政府的规定。”不止一个人这样说道，毕竟牵扯到高通在各国的策略，他们对此非常地谨慎。
经济观察报记者了解到，高通在“张昕竹事件”爆发之后，很快便与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进行了沟通，中国区也在13日午间就把国内各个媒体的反应传回了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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蹊跷的是，当事人张昕竹却对此矢口否认。“怎么可能，这根本不符合常识。”他当天接到了不少媒体的短信，回复的内容多是如此。
他对财新网的解释是，“我当时担任专家咨询组成员时，并没有这样的要求说不能给企业做咨询。发改委对高通发起反垄断调查时，相关机构并未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这没有利益冲突。”
张昕竹是2011年加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的，这个咨询组由21名来自各大高校的专家组成。现在媒体普遍引用的证据是其《工作规则》第三章工作纪律中第十三条规定的第三项：维护专家咨询组的声誉，不得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利益冲突的活动；未经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同意，不得以专家咨询组成员身份从事与履行专家咨询组职责无关的活动。
本报记者就此问题联系了全球经济学集团，到截稿时，还未得到对方的回复。但在这家公司的网站介绍上，张昕竹名列其中，而他的职位是“Directer”。对他的介绍也提到，“在加入全球经济集团之前，他是东北财经大学的副教授以及山东大学的客座教授。”但并没有列出具体的入职时间。
张昕竹是其“全球经济专家组”的成员之一，他还以这个名义发表过几篇论文。全球经济学集团是在2011年成立的，和“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大致是同期。可见张昕竹是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选择同时服务两个机构。虽然正如他所说，他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并无合同关系，但的确违背了该组织的规章制度。新华网评论的标题为“决不能让某些专家浑水摸鱼、吃里扒外”，足以表明对此事的定性。
实际上，“张昕竹事件”只能算是一个偶发的插曲，的确如高通所说，外企雇佣专业机构为其提供咨询报告是件很正常的事，只是张昕竹的身份太过特殊。
经济观察报从多个信源处得知，双方的沟通一直相对顺畅。7月11日，发改委官方网站的消息还称：“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许昆林局长、卢延纯副巡视员与高通执行总裁兼集团总裁Derek Aberle就高通公司涉嫌违反我国《反垄断法》的情况及解决问题的路径深入、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这是Derek今年的第三次来华，前两次分别为4月3日和5月8日，都与反垄断调查有关。
高通方面也很平静。据接近高通的人士透露，他们有庞大的律师团队，应对反垄断诉讼的经验也很丰富，“他们似乎更想让法律的事情归法律，不太会迫于其他因素做出妥协。”亦有媒体开玩笑地称在高通美国圣地亚哥的总部办公室里，律师的数量都要多于工程师。
因此，“张昕竹事件”很有可能预示着谈判进入了攻坚阶段，原来的节奏已经很难促成谈判的顺利结束。至少从经济观察报记者得到的信息来看，相关部门对该事件极其痛恨，这或多或少地都影响到了他们对高通的看法。
难解的分歧点
由于还没有定案，双方的分歧点无从知晓。但从众多国产手机品牌厂商那里可以得知，他们更希望发改委的处罚决议向“改变收费模式”倾斜，而不是纯粹的罚款。按照中国反垄断的审查流程，执法部门会约谈取证上下游企业以及客户，所以，这些手机厂商的建议会成为重要的参考标准。
iSuppli首席分析师顾文军称：“高通是一家现金流非常充沛的公司，如果只是被罚款，不改变其对终端手机的专利收费模式，对手机芯片市场现有格局可能意义不大。”
被媒体引用最多的例子有三点：高通是按照整机出厂价的5%收取专利费，而芯片只占总成本的4%-10%之间，显示屏、电池、内存、摄像头等众多与高通专利无关的部件也都被包含在收费范围之内；据传高通对于国内手机厂商，是按照出厂价收取专利费的，对三星等国际品牌则是按成本价收取的，这中间有较大的差额；高通打算对4G手机收取3%-3.5%的专利费，而国产品牌手机的利润率大多不到1%，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曾公开抱怨过，“一个手机赚30元，这算什么高科技、高水平？”
在多次采访中，本报记者发现高通内部对自己的收费模式十分推崇。他们的逻辑是，每年高通在研发中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也就是说，提供给客户的专利包会不断地扩大，而并不会因此提高收费。“外界对我们的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并不足够了解我们的模式。”类似这样的观点其实在高通并不占少数。
但至少从财务数据上看，这种模式的确会引发垄断的猜想。高通的业务分为两块，一是芯片，二是专利授权。在2013财年，该公司的营收总额为248.7亿美元，其中78.8亿美元的营收来自于专利授权，几乎占到了30％，可怕的是专利所产生的利润占总利润的比例甚至高于80%。
很多国内手机厂商都曾向媒体抱怨过高通，他们把高通除去芯片费用之外收取5%的专利授权费称为“高通税”，这个名字足以证明这部分客户对该模式的“反感”。
从2006年开始，日本、韩国和欧盟相继对高通提起反垄断调查，但在这几次调查中，高通均表现得很强硬。2009年，韩国对高通开出了2.08亿美元的罚单，但高通对此提出上诉，并同时宣布在韩国设立研发中心，之后此事便没有了下文。紧接着，欧盟也因投诉企业与高通达成了和解，“主动撤销了调查”，而日本的处罚意见现在还处在复议阶段。
“虽然日本和韩国的反垄断执法机构都曾对高通商业模式中的部分行为提出过质疑，但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均未曾全面审查过高通整体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影响。”韩国首尔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韩国公平交易委员会顾问李相承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中国国家发改委能够采取上述措施（他提出诸如以芯片价格收专利授权费，而不是整机等建议），则该举措将成为全世界反垄断机构执法实践的里程碑事件。”
“命门”
至少在那些手机厂商看来，整件事已经定性了。他们私下都认为案件已经不会有悬念了，高通很难说服中国政府高层，现在的疑问只剩下最终的处罚方式问题。
实际上最近一段时间，高通中国区在反垄断问题上的态度谨慎了许多，对所有相关的话题都不发表评论。Derek最近一次访华，也在“高通在华投资战略发布会”上亮相，他承诺用1.5亿美元支持中国的初创企业。而就在20天前，高通还宣布了与中芯国际达成战略合作，其主打产品“骁龙”系列处理器将交由后者部分生产，这都被认为是高通向中国政府“示好”的信号。
经济观察报记者还了解到，高通在对待厂商的态度上也缓和了不少。去年高通还对三模（支持三种通信制式）手机的专利授权费催得非常紧，要求手机厂商签授权协议，而现在它几乎不怎么问了。从某种角度上讲，这相当于变相的免费。
但这还是无法抵消反垄断调查对它的影响。除了股价近期大跌之外，Derek在上个月的财报会议中预计反垄断会让公司在下半年损失8%的销售额，他还强调了好几次，应对反垄断调查现在是全公司优先级最高的事情。“这也难怪，如果调查影响了高通在华的策略，那么它在全球的策略都会因此而改变。这里就是它的‘命门’，所以它才会对这个国家的反垄断调查如此之紧张。”一位不愿具名的手机厂商高管告诉本报记者。近几季的财报数据显示，高通目前营收中大概一半都来自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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