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席完深圳举行的富士康三十周年纪念活动,郭台铭又出现在了800公里外的鸿海股东大会上,而待不了两天,他又得起身前往美国,商讨建立人工智能实验室的事,每天工作16个小时,全年无休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虽然在股东大会上被小股东开玩笑说他这段时间过得有些“力不从心”,但郭台铭依然乐在其中,表示“我的身体还很健康,可以继续做下去”,并坦言,未来五年是鸿海转型的关键时期,至少往后五年都不会做接班的考量。
从深圳西乡崩山的一个小小厂区,到现在成长为一家年收入近9000亿元,拥有员工120万人的“超级企业”,郭台铭创造了“富士康模式”,就连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盛赞其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人”。
有人说,哪里有肉,哪里就有猛兽;哪里有花,哪里就有蜜蜂;哪里有机会,哪里就有郭台铭。郭台铭自己说,一只老虎带领的羊群可以打败一只羊带领的虎群,而自己愿意做那只老虎。关于他的那本经典书籍《虎与狐》总是摆放在员工书柜的显眼处,书名寓意成大事者须同时拥有狐狸的灵活和老虎的气震山河威势,才有可能在残酷丛林中生存下来。
但代工终究是寂寞而吃力的生意,“富士康模式”随着外围环境的变化遭遇挑战。即便全身心投入,但郭台铭还是不得不在近日的股东大会向股东致歉,“我们每年目标10%,不管怎样,没有达到预期,我给大家致歉,对不起。”郭台铭如是说。
财报数据显示,2017年,鸿海的合计营收达4.707万亿元新台币(约合1.01万亿元人民币),较2016年增长7.98%。虽然创下成立44年新高,但毛利率仅有6.4%,不如2016年的7.3%,营业利率更是只有2.3%,税后净利同比下降7%,跌到6年来最低点。工业富联更是在冲击A股科技“市值王”后快速回落,短短几天总市值蒸发了千余亿元。
从资本市场角度来说,代工的帽子并不好脱,市场的耐心似乎也比郭台铭预期的少了一些。
“集团在转型为科技平台公司的过程中,就像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转弯,需要一点时间;且全世界网络公司都在转型,都在虚实结合,制造业实体经济加上虚拟互联网,绝对是未来各行业角逐的战场。”郭台铭说,鸿海股价要到200新台币,他才会退休。
但在外界看来,这一数字是现在鸿海股价的一倍有多,要完成显然不太容易。
每天工作16个小时
“1988年,我在深圳宝安投资开办了在大陆的第一家工厂。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山洼子,连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每逢下雨,就泥泞不堪,每个人都要穿上大的雨鞋。不过,当时整个深圳也没有几条完整的马路,不像现在,要找一条破碎的马路反而很难。”在深圳举行的富士康三十周年活动现场,郭台铭表示,那时自己搞基础建设:买水管、买电管,甚至所有东西。第一年,郭台铭在货柜屋里办公,顶着近40℃的高温。
郭台铭很怀念那个时代。他说当时不管是谁,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人心里都有股劲,要加速干、加油干。而即便到了现在,他表示自己也要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不过“早已不是为了钱财而工作”了。
这也许和他的创业经历有关。
郭台铭出生于1950年,是家中长子。由于家境贫寒,1966年郭台铭进入中国台湾“海事专科学校”学习,靠半工半读完成学业。服完兵役后,郭台铭在复兴航运公司当业务员。1973年2月,郭台铭出资10万元新台币,与朋友在台北县创立了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生产塑料产品。不到一年时间,因经营不善,原股东逐一退出,企业成了郭台铭的全资公司。
当时黑白电视机刚刚在台湾地区兴起,郭台铭便从制造黑白电视机选台的按钮做起。这时的鸿海不过是个规模只有30万元新台币的小公司,仅有15名员工。1975年,易名为鸿海工业有限公司。1977年,在郭台铭的带领下,公司开始扭亏为盈。
究其原因,少不了的是郭台铭的勤奋。那时候的他白天跟白班干,晚上跟夜班干,夜班散场还要连轴转,实在撑不住,才把电话簿当枕头,睡不了多久,大清早就又爬起来接着干。有一年过年,郭台铭休息了几天,反而病了一场,因此他说,“不工作就会生病,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享受。”
“我没什么优点,唯一的优点就是‘勤能补拙’。勤能补拙的原因来自于自认为是个负责任的人,该做到的就要努力做到。人笨没关系,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有智慧。现在聪明人太多了,肯负责、有智慧的人太少。我认为有责任心的人遇到困难,会主动去改变,就会成功。”郭台铭说。
对于“钱多事少离家近,睡觉睡到自然醒”这句话他很是反感,表示“如果我的孩子面对工作是这种心态,我就打断他的腿”。郭台铭称,在富士康,即便是大学生进来也要从基层技工做起。我们给他一个锉刀打磨模具,要求锉到一根头发丝的七分之一那么细。这样的水准,没有10年功夫,加上精密机器,是做不到的。哪怕你是麻省理工、哈佛毕业的人才,都一样不行。因为动手的技术需要时间的积累。
他认为,过去几十年,富士康在制造加工领域积累的技术经验和用心铸就的工匠精神,是富士康最宝贵的财富。“想在世界上拿一枚金牌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美国、日本、德国这些工业强国不会给你时间。我们先天就比人家弱,只能用中国人的勤劳和聪明去赶超。一遍不行做两遍,两遍不行做三遍,三遍不行做一百遍。”
“郭老板是少有的工作狂,基本上每周工作6天,每天都要工作16个小时以上,自创业以来很少休假。有时候即便晚上刚下飞机,也会马上赶到公司开会,而且一开就是12个小时。”接近郭台铭的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以前老板还会到员工食堂吃饭,现在太忙了去的次数就少了很多。
上述人士对记者表示,在工业富联上市那天,虽然郭台铭没有出现在上证所的现场,但他其实也没有闲着,一方面忙公司成立三十周年的事情,另一方面拉起了小分队“考察”富士康门口的“无人超市”,随行的还有创新工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
“对于创新的商业模式,郭老板总是会非常有兴趣参与。”该人士说。
蚂蚁打败大象的“恐惧”
虽然郭台铭认为未来十年机器将会取代80%的人力,但富士康模式的成功离不开“人海战术”的使用。
在《郭台铭与富士康》一书中写道,过去工匠的工作模式,就像一亩亩由人力耕作的田地,稻米结穗之后,农人喜欢拿着镰刀收割成果,但是富士康的做法是运用自动化机械耕田,接穗时使用割稻机,最重要的是,批量生产的产品品质跟技术工匠的心血结晶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看,富士康就像是开着“割草机”的全球军团,让拿着镰刀的日本农夫不知所措。
而在当年,这种以人海战术24小时轮班、大量生产、快速交货的优势不仅仅对于日本精雕细琢、限量生产的工匠造成了威胁,也击败了像伟创力这样的代工巨头。
富士康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大多都是农民,入厂前从事“手心向下、手背向上”的田间劳动,晒得黑黑的。郭台铭在深圳三十周年活动上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到每个地方去招工,都有源源不绝的人来应聘。来到工厂后,他们非常努力,很快就成为优秀的技术工人。当时,劳动合同法对工人加班规定很严,一周只能加班36个小时。但这一代产业工人都特别爱加班。”
他说,工人的底薪是200元,平时加班有1.5倍工资,周末是2倍,算上加班费和全勤奖金,一个月收入可以达到500~600元。厂里管吃管住,一半收入可以寄回家。干三年,许多人都在老家建起了新房。农村的生活也改善了。
但这种情况,到2006年、2007年发生了变化:工人们不愿意加班了。年轻人觉得,加班太累了,要出去玩。这就是第二代产业工人。这些孩子小时候,父母在外面打工,往往被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大。他们这个年龄,手心是向上的,缺什么伸手找父母要就好了。工人们的需求,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衣食住行,渐渐转向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单调的体力劳动,很难再引起他们的兴趣。
事实上,“工人们不好管了”只是富士康代工模式进入瓶颈期的一个缩影,让郭台铭感到真正焦虑的是富士康最辉煌的时代可能一去不返。
2013年,因营收与盈利不达预期,鸿海股价遭遇重挫,当年大跌64.39%。在一场长达八小时的股东大会上,郭台铭鞠躬向股东道歉,并宣布分拆业务结构重整的决议,减少对苹果公司产品制造的依赖,重点放在开发新技术、知识产权和电子商务上。
按照郭台铭当时公布的规划,未来鸿海的组织架构将不再以并购扩张为主,而是针对成熟的产品、产业或事业体,进行分家、分权、分立后,让每个次集团均能健康成长。在每一个次集团中,都将诞生一位总裁。同时,财务、专利等部分仍将由集团母公司控制。
现在回头看,工业富联的上市也是当年决策的产物。但比起其他业务板块,工业互联网却是承载富士康转型重任的重要平台。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曾对郭台铭说:“富士康是制造业的大象,阿里要用很多蚂蚁推翻富士康。”直到2016年阿里的云栖大会,郭台铭还在会上调侃,马云所谈及的新零售、新制造、新金融、新技术和新能源让他无比惊慌,一晚上都没有睡好。
“但经过这么多年,马云的确做得非常成功,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台,要把蚂蚁聚集起来打倒我这个大象,但现在看我也没有被打倒,不过他确实把很多人聚集起来了。”郭台铭继续调侃道,马云没有做过一天的制造,就像没有结过婚的人说第二次新婚。马云所提及的新制造代表着制造业应该向平台靠齐,以及制造的数据上云端,而实体经济不是互联网+,必须是+互联网,要区分什么是虚,什么是实。这正是富士康的优势。
可以看到,最近三年,郭台铭频繁出现在许多物联网、云计算的重点行业会议上,为自己的“工业物联网”战略站台。
他喜欢举这样一个例子:腾讯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网站,马云是人与物之间,但是富士康做制造是人与物、跟机器设备之间的交流,又多了一个。他们解的是二次元方程式,我们是三次元方程式。当富士康把机器串联起来,各机台都连起来,就有讯息,像大象一样,它神经网络很发达,所以大象踩了个小石头,它马上就能跳起来。
郭台铭认为,制造业的发展脱离不了工业的升级,工业升级脱离不了工业被信息化、网络化,“生产流水线上直接作业将来只会越来越少,最有效率的都是尽量推无人工厂,或者用机械取代人力。”
“我们现在已经大量使用机器人,把单调的活拿走,把工人从流水线上解放出来,让他们更多地用头脑去参与创新。工人可以做软件,做编程,做机器人的控制,研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层次也得到了提升。这就是第三代和未来的产业工人。最近我们的IT学院改成了工业互联网学院,就是希望用工业互联网来取代过去单纯的制造。”郭台铭说。
五年内不会退休
在6月22日举行的股东大会上,面对股东对接班人的提问时,郭台铭这样回答:“因未来5年是鸿海至关重要的转型期,未来5年我还没有考虑退休,况且先前已答应股价不到200元不会退休,这个承诺不会改变。”
他表示,培育接班人是他个人每天白天、晚上都在思考的问题,由于未来需要人工智能(AI)、物联网(IoT)的跨领域人才,鸿海已展开相关人才的培育,但现阶段还不能告诉他们“你们就是接班人选”。
事实上,在2002年,郭台铭就思考6年接班计划,即到2008年,通过建立联邦制组织架构从中选择接班人。而2006年到2007年,他已将日常营运重任分化交给九大事业群总经理。其中,三弟郭台成四十出头,年轻有为,外界认为非他莫属。
郭台成比郭台铭小11岁。为人亲和,处事谦虚低调。郭台铭也给予三弟非同一般的重视,将PCEBG(个人计算机嵌入式)事业群交其打理,其中包括惠普、苹果主机板组装等重头业务。2004年,郭台铭决心发力鸿海一直以来并不擅长的渠道领域,郭台成从零开始,建立CSD(通路服务部)。虽跌跌撞撞几年始终没有盈利,郭台铭仍破格将“部门”级别的通路服务部提升为“准事业群”CISG(客户创新服务群),甚至亲身勉励员工,不能失败。
但2007年,郭台成因病去世,接班人的问题开始变得棘手。
2013年,步入“中年危机”的鸿海迫切需要改变,郭台铭则选择了分拆模式。
在当年,郭台铭把鸿海的生意版图划分为12个次集团。按照他的规划,未来鸿海的组织架构将不再以并购扩张为主,而是针对成熟的产品、产业或事业体,进行分家、分权、分立后,让每个次集团均能健康成长,而不用受到鸿海低本益比的影响。在每一个次集团中,都将诞生一位总裁。同时,财务、专利等部分仍将由集团母公司控制。
这种通过分拆上市的方式,将鸿海向控股公司的方向发展,让集团中“天上飞的、水上漂的、地下钻的”都分别推上上市榜单,除了展现各自价值外,也可以进一步达到产业的高度整合。鸿海人士曾向第一财经记者介绍,分拆计划是希望强势业务可以实现单独上市,比如大数据以及新材料领域的子公司可以独立上市。
外界揣测郭台铭是希望利用这种方式“赛马”,从而选出最合适的接班人选。但到了第二年,郭台铭却公开表示:“我最近常常要讲交棒给年轻人,但是我不能轻易退到第二线,不然明天股价就跌了。”
郭台铭说道:“富士康现在已经把经验系统化、制度化,所以我确保在接棒后的三到五年,经验会继续传承,当我在经验传承过程中,不能让底下的人不敢犯错。最近有很多事业群主管来问我问题,我就跟他们讲,你这样做会有什么优点,什么缺点,但是决定要靠你自己来做,我支持你的决定,我是这样在教他们做事情。但当我认为这件事动摇根本,我就会出来干涉。大部分事情不动摇根本,我尽量让他们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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