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集团，中国半导体行业的美“天花板”

7月底，对联发科来说，有一则看似不太引人注意的新闻被天玑720芯片的发布削弱了部分影响力：曾担任美国商务部商务联络处主任的帕特里克•威尔逊（Patrick Wilson）加入联发科，成为该公司与华盛顿之间联络的主要说客。

对威尔逊本身来说，他跳槽之后工作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因为过去20多年来他的身份一直就是个准“说客”，之前就在美国半导体协会（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担任政府事务总监，即半导体协会和政府部门的联络员，而现在他只给联发科“肉身供货”，工作内容就是在有关指导、发展全球半导体产业等重要议题的对话中为联发科发声。

威尔逊身份角色的这一微妙变化，恰好发生在美国对华为芯片出口禁令之后，外界普遍猜测联发科将承担起华为大规模芯片供应产能之时，于是引发了一些台媒的过度解读，比如认为这可能是美国扩大围堵华为的后续行动，如果我们再观察一些参照物，就能发现台媒的这个猜想确实是有些捕风捉影，因为在欧美、日韩包括中国台湾的半导体行业内，职业“说客”在甲方乙方左右横跳的背后未必出于针对第三方的阴谋，而很可能仅是说客个人谋求职业发展和企业布局的简单契合，比如今年年初，台积电就从英特尔挖走了资深游说经理人皮特·克利夫兰（Peter Cleveland）。

也许并不隐秘的游说集团

近年来，游说集团越来越成为半导体芯片产业从纯技术后台走向市场前台的传动轴和润滑剂。他们往往不在任何官方成文规章的落款之上，而是以一种相对隐秘的企业外围身份穿梭游走在各级政府办公室内，穿针引线，构建起一条看不见的权力延伸脉。

游说集团的成长发展和美利坚立国之路同时同轨，各州的利益集团在华盛顿设立代理办事处，出于游说成本考虑，在国会山不远处还成立了K街大本营，高通、英特尔、博通、德州仪器、微软等高科技半导体以及互联网企业都在此安营扎寨。

以微软、苹果、高通、英特尔为代表的这些高科技企业，30年前本来与华盛顿保持着相对体面的若即若离的关系，美国“西海岸科技自由主义”的风范往往导致某种程度的政治冷漠。但是到了20世纪末，情况就有点不一样了。这些大型科技公司不断受到反垄断、网络征税和数字著作版权的审查，让他们越来越意识到，避免反垄断的最好办法就是抱团设立门槛先垄断对“垄断”的解释权；涉及到网络征税和版权问题，获利的最好办法就是让自己变成“版权流氓”。

于是，我们发现，从2000年开始算起，美国半导体和互联网公司的游说总额如火箭般蹿升，仅次于金融保险和医疗制药行业，成为美国第三大游说行业。2019年，仅仅微软、甲骨文、苹果、高通四家企业的游说总额，就超过了2000年美国全国游说行业的总和。

集微网根据美国参议院官方公布的数据，统计了微软、甲骨文、高通、苹果、英特尔、三星、博通、思科、华为和中兴的2020年游说总额，做图如下：

其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华为和中兴2020年的的游说支出和美国高科技巨头有显著差距，尤其是华为，不到微软的十分之一。但是如果以时间线纵向对比，集微网还发现无论华为和中兴，每年的游说金额起伏比较大，2018年和2019年随着美国对华企业的禁令接连出台，两家设备供应商的游说金额同时大幅度增加，这可以算是一种“自救”行为：

数据来源：opensecret.org

由此可见，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大陆通讯设备商在海外拓展时，并非被完全隔离在游说集团这个游戏规则之外，但很遗憾的是，这两家的游说回报率并不是很高，背后的原因到底为何，我们不妨对华为在美近30年的发展做一个案例分析。

为何华为屡叩美国之门而不入？

华为真正开始落实打入美国市场计划和我国加入WTO的时间基本重合——2001年。那一年，华为把自己的第一个在美分支机构设在了高科技公司密集度极高的德克萨斯州Plano。

与此同时，华为在欧洲的通信设备业务也可以用狂飙突进来形容，以中东欧的波兰、匈牙利和一系列巴尔干国家为先遣队基地，逐渐和欧盟主要的大国如英法德的头部电信运营商建立了较为稳固的联系。

但到2004年，任正非赴美查看华为业务拓展情况时，发现公司的美国开路先锋们收效甚微，美国几乎成了华为海外开疆辟土的一块“飞地”。入美十周年之后，情况依然没有得到像样的改观——美国的四大运营商AT&T、Verizon、Sprint、T-Mobile均没有和华为签署重量级合同，在美铺设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无从谈起。而且，彼时华为不断被美国商务部、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等以损害国家利益和网络安全为由，连华为拿到外围合同的动向都要进行密切监管。

盘点华为的入美史，和其在欧洲攻城略地的谨慎而又豪放的气质不同，华为一开始的姿态不可谓不低调。首先华为在美的logo没有用自己惯常的汉语拼音huawei，而是用了一个对美国人来说较容易接受的“futurewei”，面对美国监察机构的偏见与傲慢，华为不断申明自己一直“致力于成为美国的就业机会提供者、本地经济的贡献者，以及社区的积极参与者。”

入美十年之后，华为的研发费用增长了15倍，每年会把美国营收的 17%投入于在当地的研发，而且为了履行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的承诺，直到2012年，华为在美国约1700名员工有75%在当地招聘，很多技术主管、资深经理和中高层管理人员都采用了本土化策略，这是华为和其他一些通讯类跨国公司的一大不同点。

为了增加美国运营商的信任，华为持续性地从英特尔、爱立信和思科招募高管，而且更倾向于向高通、微软、博通、德州仪器等大型美国公司采购元器件和芯片；除此之外，华为还效仿体同类型的竞争公司，资助美国的精英主流高校以及社区建设，与斯坦福、哈佛、耶路等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这一系列不遗余力的举措还是收到了某些效果，比如总部位于圣地亚哥的Leap公司采购了华为的3G设备，Clearwire公司也曾有强烈意向在缅因州采用华为的4G网络设备。

然而很遗憾的是，长期以来，美国看起来如此广阔的市场（单单电信运营商在电信设备上的支出，美国就可以占到全球的20%）仅占华为海外总营收的4%，而且华为至始至终未能和美国的主流电信运营商建立较为稳固的合作关系。

美国这片看起来很美好的沃土，华为却广种而薄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政府部门、竞争对手和主流媒体对华为高度的戒备心，网络安全和政治审查的剑一直悬在美国华为的头上。10多年以来，华为并购、收购3COM和3Leaf的运作均被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驳回，美国运营商Sprint Nextel为其网络升级招标则招来了美国商务部的直接插手而作罢。

尤其是后一起网络升级招标案，乍一看上去是不符合资本趋利逻辑的，相比爱立信、阿尔卡特的报价，华为可以让电信运营商直接节省8亿美元的成本。但如果我们把问题分析框架和范式从纯粹的供求价格比跳出来，把政治因素和商业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诊断，就能发现看似不合资本逻辑的背后有着极为合理的行为逻辑。华为众多竞争对手形成的游说集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与华为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结下梁子的思科动用了大批的公关游说集团，牵线搭桥找到了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议员琼·凯尔（Jon Kyl），他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保持了相当紧密的联系；而爱立信则把游说的触角直接伸到了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那里。凯尔和骆家辉写给向招标组织方的信可以说极大地影响了最终结果。

见微知著，相关方游说集团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利益群体的多样分割态势，国会议员和企业高管资金与信息交换，利益输出，互通有无，各得其所。可以说，美国高科技利益集团雇佣的政商掮客本身就肩负着在立法和行政部门推进客户利益和权益的职责。

华为并非不懂这套游戏规则，但随着近20多年来游说活动的职业细分化、高度专业化以及信息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诞生了趋同性高、联合避险性倾向更强的高科技产业的联合巨无霸游说集团。换言之，以高通、因英特尔、微软、谷歌、Facebook为代表的游说集团出现了严重的“内卷化”倾向，给诸如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形成了一种无形的“游说天花板”。

有关这一点，集微网采访了纽约大学金融学教授，去年在西方经济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新书《大逆转：美国是如何放弃自由市场的》（The great reversal:how america gave up on free markets）作者托马斯·菲利蓬（Tomas Philipon）教授，在他看来，美国的半导体市场因为游说集团的存在，构成了一个虚假的自由市场共同体。

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伊丽莎白·沃伦曾声称一旦在2020大选中胜出，她将拆分巨型互联网科技公司。但沃伦最终退选（@路透社）

1990年代末，美国半导体和互联网公司掀起了一股并购狂潮，一些经济学专家曾经把并购现象归结于全球科技水平的更新换代，但欧洲和美国共享同样的技术升级换代平台，却出现了不同的市场走势。在西方所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政界和商界的联系是最为紧密的，也是官商勾结最为严重的。

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2013年发布的一则报告显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受到政界的影响指数在过去20年上升了35%。在针对谷歌的反垄断调查案中，FTC足足收到了13封来自美国各地的参议院的信件。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州长波利斯（Jared Polis）甚至在信件中直接替谷歌说情：“针对谷歌的反托拉斯条款最终会损害到反托拉斯法案本身。”

正因为如此，美国有着西方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强大的游说集团。游说集团本身就是商业寡头的前台代言人，他们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的榨取各种市场价值，设置对后来追赶者的法律门槛，长期来看，他们损害了美国市场的竞争力。

更深次的原因，很可能是欧洲一体化并没有消磨掉各个欧洲国家的主权界限，市场规则制定者都是超国别的，而美国是完全形态的整合国家（a supra-national authority vs a national one）。

托马斯·菲利蓬教授对美国游说集团和自由市场的精辟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何华为在欧洲很多国家可以纵横捭阖攻城略地，但同样的策略却在美国举步维艰的部分原因。

总结

很多情况下，国内的半导体观察家们在分析中国企业“出海”情况时，相关国家政策法规的设立和实施毫无疑问在研究视野之内，但政策背后的发生机制往往会成为分析的盲区，游说集团往往就是这个“盲区之核”。

华为在美国、在欧洲，同一运营路线却收到迥异的反馈，对此，美国本土高科技产业发动的游说集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通过华为在美发展的案例分析，也可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政商博弈之下的美国半导体行业的利益集团是如何定义资本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