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丈量了TI中国的每一寸发展

    我是全程目睹了TI中国这25年发展的人，我也是TI大中华区惟一服务超过35年的老员工。

    我见证了TI中国从没有一个正式员工到现在几百人，生意做到现在这么大。

    我是一个香港人，我属于TI香港，但我的办公室却在TI中国，我的家也在上海。

    其实我的工作很普通，只是负责办公室的建设和统筹，但是这项工作又很特别，因为我可以丈量出TI中国的每一寸发展。

挑战

    我没有想到在56岁这个别人已经盘算着如何退休的年龄，却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我是陈伟圣，TI亚洲策略项目经理，大家都叫我Johnny，主要负责为TI设立办公室、内部装修及办公设备的安置等。

    2009年的一天，老板告诉我上海办公室要搬迁，我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一天终于来了。实际上TI上海办公室一直处在扩充、扩充、再扩充的状态中，虽然已从最初的400平方米增加到6000平米，但仍然总是不够用。往往我出差回来，就会发现几张陌生的面孔。何况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大多数客户已迁至浦东，每天穿梭在永远堵车的过江必经之路——延安隧道上，见客户的时间成本已不堪重负。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搬迁，牵扯到方方面面，已超出了我之前的经验值。设立办公室的工作是非常繁琐的，当然前提是如果你把办公室当成家的话，从最早的选址、砍价再到设计、装修、置办家具、搬家，因为涉及到不能影响业务，照顾员工住所和客户分布的地域，这里面的学问比起家居家装来，要复杂得多。按照惯例，完成整个搬迁需要6个月。

    但老板对我的要求是2个半月，看上去似乎是mission impossible。我不知道如何去做，但我知道我必须完成，因为时间意味着金钱。从那天起，我每天早上6点准时上班，晚上11点下班。幸运的是，我找到了一家同样像拼命三郎的装修公司，他们24小时连轴工作。

    到了真正要搬的时候，每晚我都要盯着大货车（上海限制只能晚上搬），生怕搬运途中出现差错。这个过程常规需要10～16天，每多出一天，TI都要为此损失100万人民币。但所有的家居、所有的电脑，五天后全都正常就位了。“Johnny,你怎么可以做到？”美国的同事都无法相信这个小奇迹，这是我人生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也是我在TI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美国的财务经理还为此输给了我一瓶啤酒，但我已无法开怀畅饮。

    实际上，在策划上海大搬迁的后期，我能感觉到自己打电脑时手在发抖，腿也在发抖。天天晚上人很精神，睡不着觉，就像是一辆车一直在开，你无法停下来。我每天早上4点15分起床，五点多跑去公司上班。我对自己说，这是因为要承受这么大的压力，你的岁数又大了，挺过这段就好了。

    但两个星期后，我又出现在北京，因为TI北京办公室也要经历和上海同样的搬迁，接下来又是深圳。从上海的永新广场到中建大厦，从北京的国际大厦到融科中心，从深圳的地王大厦到汉唐大厦，TI更接近客户了，也跨越了需要用办公楼来进行形象宣传的阶段，我有幸见证了TI中国新时代的来临。

    外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我要这么拼。因为我做得很开心，TI对我很好，每一任老板都很信任我。虽然我很辛苦，但是我很成功。我不做业务，不能为公司赚钱，但是我会努力让每一位同事在公司里都很舒服，他们会觉得“TI很好。”这样我就开心。帮公司做好，是我人生最光荣的一件事。35年这一路跑来，我很开心，这比什么都重要。

启程

    35年前，我在香港加入TI，那时只有12名员工，在一座商住两用的楼里，资料和产品几乎堆满了不足200平方米的办公室，我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员负责管理仓库。平淡而忙碌的生活在1986年的一天被打破，开会时老板问了一句“谁愿意去中国？”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跨国公司大批进入中国，TI当然不能落后。但由于TI不是终端设备商，不可能设厂，也不可能完成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因此得不到照顾，需要我们自己努力进军中国。而最早的一项工作，便是在中国设立代表处。香港由于与大陆的特殊关系，理应承担起这个责任。

    但无人回应老板的问话。是啊，那时候中国刚刚开放，还很落后，连家好酒店都没有，谁愿意从香港跑去大陆吃苦呢？所有的人都怕，我举起了手。我对自己说，我想去看看中国什么样，我相信中国的将来会很好、很强大。而且当时我的儿子已12岁，在加拿大上学，无需过多照顾，我想一个人出去闯。于是我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北上之路。

    从首都机场刚下飞机，我便爱上了这片土地，当时的北京，并没有现在这样繁华，甚至连真正的商业写字楼也只有一个——北京国际大厦，TI的办公室自然也别无选择。一位从香港派来的秘书，一位从美国派来的华人代表，再加上一位本地雇佣的司机，于是，1986年TI中国25年的辉煌之旅便从那间小小的、简单的办公室启程了。那只是一个不能从事直接经营活动的代表处，主要任务就是存放各类文档资料供大家查阅。

    由于当时TI中国没有正式员工，从公司注册跑手续，到家居购买，从寻找装修队，到报关项目，包括参加展会，每件事我都要去做。而当初一句普通话都不会说的我，这么多年下来，居然也可以说上一口流利的广普了。我不停地香港、北京两边跑来跑去。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了十年。[page]

扩张

    1995年，我开始频繁地上海——香港两地飞，因为TI在中国的策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随着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掀起了第二波外企入华高潮。微软、摩托罗拉、IBM、三星等外企都纷纷在中国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对中国市场的渴望，让TI选择了上海作为TI在中国的总部。与此同时，北京也开始大规模地组建团队。由于还没有人力资源，当时专门从台北请人来帮忙，他就在北京、上海两处不停地招聘。

    永新广场这座当时上海最贵的写字楼，在飞机上能够看到的标志性建筑，成为了我们的选择，这是出于树立TI品牌形象的考虑，因为当时并没有太多人了解TI。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在大陆工作的重心全部放在了办公室建设上。上海办公室建立起不久，老板就催我赶快去深圳。那时GSM手机取代模拟手机，全球的手机市场在发生剧变，中国在1998年即成为诺基亚在全球的第二大市场。虽然中国手机市场连年高速增长，但手机的普及率仍低于2％，既使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仅为8％。如此的好机会引来了科健、康佳、东信等国产品牌，如今如日中天的中兴、华为当时也投入到手机的研发当中。

    客户在深圳，TI当然要追随。我们同样选择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地王大厦作为办事处。销售团队以特区速度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些新招募的员工缺乏经验。于是每天早晨TI香港的员工都会坐着火车来深圳上班，来培训深圳的员工，很巧TI香港办公室的楼下就是火车站。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在那个炙热的手机年代中，大家都很拼、每天都处在一种攻城拔寨、热火朝天的状态中。当时TI在手机处理器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部分也是公司的重要业务。

    1998年，伴随着京、沪、深三个办公室的建立，TI初步完成了在中国的布局。那时TI突然涌进了很多人，所以美国总部就派了很多美国的、新加坡的有经验的人过来，来保证TI的文化、策略能在中国继续。

再扩张

    2003年，我又认识了苏州这个美丽的城市。老板对我说，“既然你天天在大陆，那就索性把家安到这里吧，不用跑来跑去的了”。2004年，我成为唯一一名在大陆工作的香港员工。其实没什么区别，反正我总是东南西北地飞来飞去。可后来我发现，老板这么做是有“阴谋”的。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频率造访中国的各个城市。

    2005年起，TI开始调整在中国的策略，大规模地扩招销售、技术支持团队，并且为大客户提供一整套的专业团队进行支持。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离客户更近。于是老板给我的任务是：一年要新建三个办事处。

    从第一间北京办公室开始，到上海办公室的建立，中间经过了十年。但是从2006年起，TI的扩张速度就像坐上了直升飞机。2006年，杭州、厦门、成都，2007年广州、青岛、南京，2008年西安，武汉，2009年东莞、珠海， TI的办公室几乎涵盖了中国电子产业工业圈。

    应该说，2006～2009年，是TI中国集中发展的时期，大量的销售、技术支持团队涌入。而在不断开设新办事处的同时，原有的办公室也在不停地扩张和更改。我刚建好成都办公室，老板就说快回来扩大我们的上海办公室。上海从最初的400平方米，不到一年就到了1000平方米，然后不停地扩张下去，直到搬迁前达到6000平方米，而现在则有8900平方米。刚搬到浦东时有200名员工，一年半的时间内就增加到300多人。虽然我每次做办公室时都要留出余量，但感觉仍然天天都在改，我拼合做，也追不上TI的脚步。[page]

从本土化到国际化

    我走过太多中国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有她的美。这其中成都很特别，它地处盆地，是个美丽的老城，有独特的秀美和风情。跟沿海大城市相比，多了份随意和慵懒。在那里，我被称作风水大师。2010年，成都张开怀抱拥抱了TI的到来。

    当我听说TI将要收购成芯半导体时，我很激动。虽然我不参与业务，但我也明白：TI在中国拥有自己的晶圆厂，意味着TI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在2011年，TI中国25岁的时候，又在浦东成立了产品分拨中心。TI已经从单纯的销售业务上的扩张，发展为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而这一切，是一个很自然的、水到渠成的过程。

    TI作为世界500强的公司，要求国际化、标准化。无论你置身TI美国、TI中国，或是TI英国，办公室、家具都是一模一样的，而员工的行为举止也要具备与TI公司形象相符合的风范。就像15年前我培训同事们一样，我开始帮助成都厂树立国际化企业的标准和形象。

    最终，成都厂房被改造成了跟全球其他地区标准统一的工厂，清爽、整洁、务实。剪彩那天，站在新修建好的工厂面前，我真的很欣慰、很自豪、很有成就感。我知道，什么都挡不住TI前进的脚步及TI强大的文化。

我在TI的路还没完

    在TI中国，每一张桌子、每一幅装饰画、每一处细节，都出自于我和我的团队的设计。每次来到办公室，我都会有一种满足和自豪感。按理说我还有两年退休，但公司希望我继续工作，我也希望再工作25年。虽然我今年都58岁了，但我依旧精力充沛，我还可以早上6点坐飞机去北京，晚上6点再回上海。

    曾有猎头公司找我做物流总监，并开出了高工资，但我没有去。因为我相信我的公司，我从第一天来就感到很光荣，我觉得TI很有系统性，讲求公平，老板不摆架子，我喜欢这样的文化。

    之前我曾想过老了后在停车场收费，做份很普通的工作，但是今天我在TI什么都有，退休后我可以去享受我的生活, 旅游一下。TI真的给了我很多很多东西。在TI工作一周后，我就跟太太结婚了，后来我有了儿子，买了第一座房子。我儿子在加拿大读书，现在在香港做会计师，有很好的职业和收入，让我感觉很成功、很开心。这些都是我拿TI的工资支撑的。除此之外，TI给了我股票，我自己也在不断买进TI的股票，无所谓100美元还是30美元，我从未抛售过。因为我相信TI不但可以给我现在的成就，还会给我未来的保障。

    25年前我只身来到大陆时，一句普通话不懂，但我建立起了TI中国16间办公室。现在我的心都在大陆了，回到香港反而会不习惯。在我的书架上放着一张与CEO 谭普顿先生的合影，那是我领取35年特殊贡献奖时照的。从刚进入TI时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到现在年近6旬，我觉得我是成功的，我的路没有走错，我在TI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