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全国首例纵向垄断案作出终审宣判,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构成“垄断”,被判赔偿经销商53万元。
继葛兰素史克案揭开药价虚高黑幕之后,强生案引发了人们对洋品牌医疗器械垄断高价的质疑。
“国货”“洋货”三七开
医疗器械业内公认的判断是,“国货”和“洋货”份额三七开。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统计,2012年,我国医疗器械进口总额为12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4.56%。
不少患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无奈:装个人工关节、心脏支架等,医生乐于推荐洋品牌,价格自然也高出不少;做个检查,所用的彩超仪、核磁检查设备、生化分析仪等也基本都是“国外造”,检查费动辄几百上千元。
“在上海,目前骨科植入物和心脏科植入物领域,跨国公司产品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价格也比本土企业贵50%左右。”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外科植入物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姚志修说。
这样的高价中究竟有没有、有多少水分,也成为患者心中的疑问。
“有位75岁的老人出了交通事故,医院非要安装7万元的人工关节,要不就转院。”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位老人不得已转院后所用的同类型关节只花了4万元。
姚志修也向记者讲述了一位朋友的遭遇:一位香港的老太太,在内地一家知名医院安装了人工关节,虽然手术费便宜,但回香港后手术中的材料费却被拒绝报销,理由是超出香港价格1倍以上。
高回扣“火上浇油”
参与强生案审判的法院工作人员介绍,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是强生公司医用缝线、吻合器等医疗器械的经销商。但在2008年的经销合同中,强生却约定锐邦不得以低于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在发现锐邦“违反规定私自低价”后,强生公司取消其在部分医院的经销权,最后停止供货。
“限制经销商转售价格,导致了产品价格被人为推高,生产商将高额利润收入囊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龚炯教授说。业内人士透露,还有一些企业定出高价,是为了消化背后商业贿赂的“黑色成本”。一位曾经担任医疗器械合资公司总经理的业内人士说,产品定价高,医院、科室、医务人员获得的回扣也高,推荐产品的积极性大,销量也有保证。
姚志修举例说,回扣比例基本都差不多,但进口产品单价高,回扣自然更加丰厚。假设一个进口人工关节价格3万元,回扣可能有六七千元;而国产的价格1.5万元,回扣就只有3000元左右。
从近几年曝光的案件中,这种现象可见一斑:一台韩国产的三维多功能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卖给医院价格是160多万元,而送给院长的“好处费”高达30万元;一个合资的心脏固定器市价2万元,医生回扣就有3800元。各种“好处费”,最终由患者买单。
反垄断要消除“潜规则”
反垄断律师郝俊波表示,这种垄断案件查处的难点在于,下游经销商虽然也是这种垄断协议的受害者,但可能迫于上游企业的压力而不敢抗争,只能被动接受最低转售价格,而最终为高价买单的却是患者。
郝俊波认为,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反垄断行为的处罚,增加垄断企业的违法成本。如在上述案件中,强生公司仅被判决赔偿50余万元。这个数额强生肯定不会放在眼里的,难以起到有效的惩罚作用。
另外,采购、定价等环节存在监管漏洞,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一些地方医疗器械价格是由企业上报给行业协会、再上报给物价局备案,行业协会不会随意更改价格。医疗器械也就成为新的寻租方向。”一位医疗器械销售商说。
2011年4月~2012年5月,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检察院在医疗器械采购领域连续查办了9件、涉14人的腐败系列案,涉案金额达400余万元,医疗腐败呈现从药品转向医疗器械的新动向。
有关专家认为,有关部门应完善医疗器械定价、采购制度和标准,加快打破以药补医格局,加大监管监督力度,铲除寻租空间,遏制不正当竞争,防止寻租发生的费用最终以高价方式转嫁给患者。
引用地址:揭开洋品牌医疗器械垄断黑幕
继葛兰素史克案揭开药价虚高黑幕之后,强生案引发了人们对洋品牌医疗器械垄断高价的质疑。
“国货”“洋货”三七开
医疗器械业内公认的判断是,“国货”和“洋货”份额三七开。根据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的统计,2012年,我国医疗器械进口总额为124.72亿美元,同比增长14.56%。
不少患者不得不面对这样的无奈:装个人工关节、心脏支架等,医生乐于推荐洋品牌,价格自然也高出不少;做个检查,所用的彩超仪、核磁检查设备、生化分析仪等也基本都是“国外造”,检查费动辄几百上千元。
“在上海,目前骨科植入物和心脏科植入物领域,跨国公司产品占据了绝大多数份额,价格也比本土企业贵50%左右。”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外科植入物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姚志修说。
这样的高价中究竟有没有、有多少水分,也成为患者心中的疑问。
“有位75岁的老人出了交通事故,医院非要安装7万元的人工关节,要不就转院。”一位业内人士说,这位老人不得已转院后所用的同类型关节只花了4万元。
姚志修也向记者讲述了一位朋友的遭遇:一位香港的老太太,在内地一家知名医院安装了人工关节,虽然手术费便宜,但回香港后手术中的材料费却被拒绝报销,理由是超出香港价格1倍以上。
高回扣“火上浇油”
参与强生案审判的法院工作人员介绍,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是强生公司医用缝线、吻合器等医疗器械的经销商。但在2008年的经销合同中,强生却约定锐邦不得以低于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在发现锐邦“违反规定私自低价”后,强生公司取消其在部分医院的经销权,最后停止供货。
“限制经销商转售价格,导致了产品价格被人为推高,生产商将高额利润收入囊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龚炯教授说。业内人士透露,还有一些企业定出高价,是为了消化背后商业贿赂的“黑色成本”。一位曾经担任医疗器械合资公司总经理的业内人士说,产品定价高,医院、科室、医务人员获得的回扣也高,推荐产品的积极性大,销量也有保证。
姚志修举例说,回扣比例基本都差不多,但进口产品单价高,回扣自然更加丰厚。假设一个进口人工关节价格3万元,回扣可能有六七千元;而国产的价格1.5万元,回扣就只有3000元左右。
从近几年曝光的案件中,这种现象可见一斑:一台韩国产的三维多功能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卖给医院价格是160多万元,而送给院长的“好处费”高达30万元;一个合资的心脏固定器市价2万元,医生回扣就有3800元。各种“好处费”,最终由患者买单。
反垄断要消除“潜规则”
反垄断律师郝俊波表示,这种垄断案件查处的难点在于,下游经销商虽然也是这种垄断协议的受害者,但可能迫于上游企业的压力而不敢抗争,只能被动接受最低转售价格,而最终为高价买单的却是患者。
郝俊波认为,有关部门应加大对反垄断行为的处罚,增加垄断企业的违法成本。如在上述案件中,强生公司仅被判决赔偿50余万元。这个数额强生肯定不会放在眼里的,难以起到有效的惩罚作用。
另外,采购、定价等环节存在监管漏洞,有较大的可操作空间。“一些地方医疗器械价格是由企业上报给行业协会、再上报给物价局备案,行业协会不会随意更改价格。医疗器械也就成为新的寻租方向。”一位医疗器械销售商说。
2011年4月~2012年5月,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检察院在医疗器械采购领域连续查办了9件、涉14人的腐败系列案,涉案金额达400余万元,医疗腐败呈现从药品转向医疗器械的新动向。
有关专家认为,有关部门应完善医疗器械定价、采购制度和标准,加快打破以药补医格局,加大监管监督力度,铲除寻租空间,遏制不正当竞争,防止寻租发生的费用最终以高价方式转嫁给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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