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医疗带来的革命

　　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局宋宪荣处长：

　　近年来，我国智慧医疗领域的新探索如雨后春笋，包括网上挂号等许多新模式、新尝试都在推进。据有关部门统计，社保卡已覆盖全国335个地市，持有人数达到8.84亿，可支持医保费用即时结算、就医流程服务、养老金领取等多类服务，2014年年底，二级以上医院信息系统普及率达96%左右。

　　目前有研究显示，智慧医疗和大数据需求迫切，发展条件日趋成熟。医疗云平台建设等技术支撑步伐加快，医疗大数据来源多样化且快速增长，智慧医疗与大数据产业链初步形成、商业模式创新加快，各地智慧医疗与大数据建设呈现多层次、阶梯式发展格局。

　　但智慧医疗与大数据也同时面临如标准不统一、医疗体制机制等问题。医疗领域信息化有问题和困难不怕，用改革的态度、技术创新的手段解决问题是关键。中央网信办正在研究制定国家层面、信息化领域战略和“十三五”规划，同时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问题，协调推进“互联网+”、物联网、信息消费等已出台的国家重大行动和计划。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光烈：

　　目前，从事智慧医疗的企业大多数是IT企业，而且绝大多数企业属于智慧医疗工程企业，在网络新技术革命迅速推进的今天，IT企业面临转型才能继续发展的问题，其转型的目标就是建设医疗与健康的大数据服务型企业。

　　这是发展大健康产业的内在要求，是打通“健康管理”产业链的要求，是完善“对人的全生命周期”服务的要求，也是破解看病难、看病烦、看病贵的有效举措。总之，原有的医疗与健康的保障服务模式已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医疗与健康的保障服务模式必须创新，出路只有一个，就是发展“医疗与健康的大数据服务”。

　　发展医疗与健康的大数据服务，一是要树立万物互联的理念，通过网络互连，实现零距离、面对面，打造在线交互式合作的医疗与健康服务，二是要从IT思维转换到DT（数据处理技术）思维上来，重点要开发大数据服务业务；三是要确立智能在线理念，要重点开发智能（在线）机器检查与智能（在线）推送服务，四是要确立持续有效集成新、老服务的理念，重点要开发云平台。

　　发展“医疗与健康的大数据服务”，要突破旧的思维模式与原有体制等障碍，建成管用的医疗与健康大数据库，而数据来源于：1.大数据是在合作性的活动中产生的，应该从人与人的合作中去获取，2.大数据要从新业务与新服务中来，当原有服务+一项新业务与新服务时，就可以增添一批新业务与新服务的大数据，3.大数据要从不同机构单位之间的互相合作中来，4.大数据要从不同业务平台与企业的重组中来，5.大数据要通过严格的保护服务，从新吸引的客户中来，数据保护越好的企业，就能发展更多的新客户，增加新数据，包括元数据。元数据是反映客户基本情况且不能更改的数据，是大数据最基础、最重要的、可反复使用的、最有价值的数据。

    医院从重收入转向重成本

　　上海市医改办副主任许速：

　　上海市在数年前就开始了信息化建设，目前已建成一个网络、18个互联互通的数据中心、两个核心数据库，这为我们进入大数据时代，应用数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是，我们从单纯收集信息，进入到了数据分析和应用，从单纯生产运行软件，走向管理软件，谁能尽早认识到这个问题，谁就能尽早占领制高点。

　　上海总体数据分为实有人口信息、公共卫生信息、健康网平台数据、卫生统计数据等几类，这些数据为上海总体大数据环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同时，我们现在正在谋划上海信息化建设的升级，总体思路就是形成五网互通的数据汇聚：把公卫信息、资源信息、诊疗信息、人口信息、医保信息、医药信息通过一个数据集聚平台形成四大数据中心，同时建设健康云、管理云、影像云、医药云、医疗云、社区云等。

　　这些将转变上海总体的医改政策和策略：如今我们已进入了医改新时代，新一轮医改的“魂”全部架构在信息化基础之上，以大数据来支撑，这样的医改也许不惊天动地，但是将为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通过大数据，可以使我们的医改政策制定更具理性，决策建立在经过严格检验而确立的客观证据之上，今天的改革不会变成明天的阻力，以前有“循证医学”，现在有“循证决策”。

　　第一，基于大数据建立分析标准，明确医改的度量衡，第二，基于大数据标准建立评价体系，并尽量简化指标，突出针对性和关键性问题，第三，建立基于大数据与评价体系相匹配的管理机制，促使政府管理到位，尤其是管理理念、思路和方法的到位，通过管理确立公立医院的运行模式，明确公益性、医院产出标准等，这样导向才不会出现规模越来越大、收入越来越高，而患者和财政负担越来越重。

　　具体怎么做呢？DRGs是很好的医院管理办法，但是我国不适用，因为我们达不到那样的管理水平，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新的管理方法。

　　我们通过大数据来研究病种和技术、资源结构、医务人员效率的关系，按照DRGs管理原理，按照疾病诊断和技术应用设定病种组合指数。我们通过数据库把住院病人的病种分为18万个病种技术组合，并据此建立病种指数，技术越高，病种疑难程度越高，指数越高，根据病种指数确定医疗机构的资源配置和规模，病种指数还可以反映政府、个人、医保等各方的负担情况，这样，政府管理职能将进一步增强。

　　有了病种指数，可以明确同样的技术和病种疑难程度之下，医院之间的成本差别，这样我们就掌握了控费的具体标准，卫生改革最缺的是度量衡，市场经济的价值尺度是货币，医改也要有自己的价值尺度来衡量比较，才能明确公益性，才能启动各种各样的政府购买机制、费用管理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医务人员薪酬体系，而病种指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工具。

　　医院如果规模要做大，要有病种指数来支撑，如果床位扩张了，技术、病种难度却跟上不去，指数就要降低，因此病种指数就是扩张床位的依据。通过病种指数，分级诊疗中不同医院定位也清晰了，盲目扩张过去可以，现在不可以，过去比的是简单规模，是经营总量，现在比的是病种和技术，再加上全面预算管理，建立现代管理体系，让医院明白，追求以收入为中心的时代已经结束，而取而代之的以成本为中心的时代。

　　从单体运行到区域整合

　　杭州市卫生计生主任滕建荣：

　　智慧医疗发展有3个阶段，医院智慧医疗、互联网智慧医疗、智慧城市。

　　目前，医院智慧医疗大家都在做，医院单体运行，自发主导设计，以患者为中心提升医院服务能力，流程因院而异，五花八门，优点是为解决老百姓看病难作出了贡献，缺点是缺乏标准化的流程走向。

　　互联网医疗是吸引医院和医生资源加入产业化平台，互联网企业主导设计，以经营为目标，关注用户和用户黏合度，构建医、药、险、健康等联合的企业平台。

　　而智慧城市以城市为基础整体运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主导设计，落实政府责任，让人民群众享有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更多的获得感，构建城市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所有医院流程统一。

　　杭州市在走过了医院智慧医疗和互联网企业智慧医疗后，近些年一直在做城市智慧医疗，尽可能体现政府责任，其基础是结构化的电子病历和标准化的电子健康档案，并城乡统筹，没有这个基础，数据标准化不可能。

　　杭州的智慧城市建设政府主导，部门联动，这样做就是要获得老百姓信任，缓解看病难、看病烦问题。医学有局限，但是服务可以精准，在老百姓从健康、亚健康到不健康的过程中，如何享受医疗卫生的人性化服务，这是医改需要探索的，改变老百姓的看病感受是我们最需要思考的。

　　目前，杭州市已经实现了医疗机构全院通结算、全程分时预约、全自助服务、市属医院统一App、诊间结算等，老百姓感受度与日俱增，传统的反复排队、来回奔波的就医流程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看病就医很潇洒，我们至少帮助杭州百姓节约了2050万个小时的就医排队时间，折合解放了至少251万工作日，相当于给所有杭州城区人放了一天假。

　　这种实践的关键是医疗系统自身理念的解放，取决于我们是否将群众的角度作为工作的方向，是否将老百姓的想法作为信息化努力的方向，我们的管理是否将减少老百姓看病就医的麻烦放在心上，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一致，应该是让老百姓受益。

　　正是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在政府考核中，杭州市医疗卫生从2012年的第19名，上升到2015年的第4名，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提供医养护一体化智慧医疗服务，促进健康服务业健康发展，加快健康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支持健康服务电子交易平台建设，为老百姓推动服务。

　　苏州市卫生计生委信息中心主任戴春林：

　　作为深化医改、建立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举措，2016年，苏州市健康市民“531”行动计划全面启动。

　　按照“急病要急、慢病要准”的理念，建立胸痛、卒中、创伤、危重症孕产妇和危重症新生儿五大“急病”城市多中心疾病协同救治体系，建立肿瘤、心脑血管病、高危妊娠等三大类疾病高危因素筛查机制，建立一个市民综合健康管理服务平台，最终形成分级防治体系，进一步降低致残率和死亡率。按照计划，到2017年，该“531”体系将在苏州市区建成并运行，2020年覆盖全市。

　　五大中心围绕5个致命的重大“急病”，多中心协同提升救治能力，这些“急病”近年来威胁着苏州市居民的健康和生命，而救治的及时和高效可降低致死率、致残率。为此，苏州市围绕这五大“急病”，建立城市多中心疾病协同救治体系。

　　三大机制把高危人群都“筛”出来。近年来，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始终在苏州市居民死因排行榜上高居前列；而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高龄、高危孕产妇和新生儿也会随之增加。为了让肿瘤、心脑血管病、高危妊娠患者被尽早发现和诊治，该市将围绕这三大疾病，分别建立高危因素筛查机制，筛出的高危人群将被“定位”，纳入随访管理。到2017年，这三大筛查机制将在苏州市基本建立并运行。

　　一个平台，即建立一个“市民综合健康管理服务平台”，不仅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社区还将成为人民群众的“健康管家”，提高社区对居民的健康指导和综合防治水平，促进疾病管理关口前移。未来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最贴近市民和最方便服务的优势将得到进一步发挥，在完成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任务基础上，强化市民综合健康管理服务的功能。根据目标，到2017年，该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将全部强化达标为市民综合健康管理服务的平台。

　　急救调度从地区到全国

　　杭州市急救中心主任应旭旻：

　　“120”是危重症协同救治过程中是重要的初始环节，但绝不是唯一环节，社区、第一目击者、院前、院内整个环节都需要衔接、协同和配合，提高救治效率，而在这方面信息化可以提供很多帮助。

　　我国危重病人的救治现状非常严峻，不仅数量不断增加，而且救治成功率低。

　　目前，全国急救中心的调度系统水平差距大，调查显示，35%～40%的区县没有智能调度系统，很多地方靠一根电话线做急救，也没有统一的数据标准，无法进行区域数据分析，造成资源浪费，重大突发事件处理决策也缺乏数据统计基础，尤其是需要区域协同的时候，跨区域智能系统缺乏，很多调度系统调派时间过长。

　　基于这样的考虑，从2015年开始，我们受国家卫生计生委委托，牵头研究建立全国院前急救云平台方案，其思路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云平台部署调度系统，即使是没有引入现代化调度系统的区县急救中心，只要有一个电脑终端，就可以接入到这个云平台，就可以实现指挥调度功能。而且，这个云平台可以实现区域之间互相协同，实现异地调派和数据分析采集，还有多区域统一调度、分级调度、对接移动互联产品等功能，有了这个平台，院前数据采集就有了好平台。

　　与此同时，目前移动互联网普及率非常高，通过这样的平台可以实现传统急救体系实现不了的功能，比如事先将患者的健康信息存储在云平台，微信或App报警后，事先预存储的信息就可以直接反映在调度平台上，缩短调度询问时间，并把所有相关信息推送给出诊医生，结合内部管理的微信平台，实现急救业务的实时管理，与调度系统打通，提高管理效率。

　　毫无疑问，云平台和移动互联网会在危重病人救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杭州市已经应用医疗优先分级调度系统3年多了，效果很好，这套系统是美国开发的全世界运用最广泛的分级调度系统，与传统调度系统最大的区别是把院前急救遇到的所有情况分成了33个类别，调度员接入系统后，不能随便问问题，必须根据系统提示标准化问题，有一套标准化的询问流程，这样就可以对病情进行分级，分级之后，从而对病人进行标准的电话医学指导，解决了医生到达之前的患者救治问题，尤其是这套系统可以帮助第一目击者进行专业急救，患者救治从接通电话开始，作用显著。

　　有了这套系统，对急救人员的考核也有了依据，医生可以接收到内容丰富的救治信息，并实时发送，并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救护员就可以处理，还是必须派出急救医生。

　　在应急处置方面，杭州市今年要开发应急指挥平台，先期投入已经到位，包括直属单位全部联通，跟市级应急指挥平台联通，取得交警、气象、城管等各部门信息，为平台提供数据支撑，疫情处置对接更加方便，指挥调度更加有序，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有了更有效的平台和手段，并可与正在使用的其他数据平台对接。

　　上海市闵行区医疗急救中心主任徐中杰：

　　智慧城市危重症协同救治体系建设，包括院前急救、急诊室急救、重症监护在内的连续治疗体系，共同肩负着争分夺秒挽救生命的责任，要努力构建院前、院内和社区急救网络三位一体的急救网络系统，其中社区急救是基础，院前急救是枢纽，院内救护是后盾。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急救体系要全面数字化、整体系统化、信息区域化、系统智能化、满足急救中心的发展需求，满足区域急救需求，全面提高急救中心的管理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院前、院中、院后无缝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