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让英特尔起死回生，安迪格鲁夫的传奇一生

最新更新时间：2020-0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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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1日，被全球科技界喻为「硅谷之父」的安迪．格鲁夫（Andrew S. Grove）逝世，他不仅奠定了回顾的前瞻科技地位，也是两次让半导体大厂英特尔（Intel）起死回生的关键人物。

享寿79岁，格鲁夫的一生是典型美国梦的代表。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Tim Cook）在推特上悼念：「他爱我们的国家，也充分体现了美国精神。」

1936年出生于匈牙利的一个中产犹太家庭，原名Andras Istvan Grof，格鲁夫四岁感染猩红热，导致大半生为听觉受损所苦。根据哈佛商学院企管学教授李察．泰德洛（Richard Tedlow）为格鲁夫撰写的传记中提到，为治疗因猩红热所引起的耳朵发炎，医师凿去格鲁夫耳朵后方的骨头；后来回到家中疗养，母亲给他买了一只木偶解闷。「我在木偶的耳朵后方凿开一个洞，然后包扎，它看起来就像我一样，」格鲁夫回忆道。泰德洛认为，格鲁夫的这项举动，展现了他不轻易为创伤所击倒的韧性。

经历纳粹大屠杀逃亡纽约

格鲁夫的童年、少年亲历了二战的蹂躏。5岁时，他眼睁睁看着父亲被送往劳改营；8岁那年，德国纳粹全面占领匈牙利，父亲下落不明，格鲁夫跟随母亲改名换姓，藏匿在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战后，格鲁夫与母亲回到自小生长的布达佩斯，家乡的满目疮痍，在小小的格鲁夫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自此，我不再为任何事情感到惊讶。」从现实抽离的麻木情感，泰德洛判断，是格鲁夫日后遇到任何挑战均能处变不惊的原因。

德军撤离，苏联军队进驻，为了反抗共产独裁统治，匈牙利于1956年爆发革命。在这场血腥镇压中，已是布达佩斯大学大二学生的格鲁夫，看着同伴被射杀、逮捕，于是决定逃离这个早已面目全非的国家，他的目标是美国纽约。

格鲁夫和一名朋友逃到奥地利边境，数周后，登上一艘载满难民的船只，前往纽约。当这艘船驶进纽约港，格鲁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眼前的这些房子，从未遭受炮弹轰炸，是多么不可思议。」

到了纽约，格鲁夫投靠住在布朗克斯一座小公寓内的亲戚。他入读纽约市立学院的化学工程系，尽管听觉受损，英语也不灵光，聪明过人的格鲁夫凭着毅力，以班上第1名成绩毕业。格鲁夫的秘诀是透过读唇语，将老师上课的内容记录下来，下课后，再搭配字典，一一解密。

靠读唇语以第一名毕业

1958年，格鲁夫认识了同是匈牙利难民、同在餐厅打工的伊娃。直至格鲁夫去世，两人结缡近一甲子，育有两名女儿。曾与格鲁夫一同在哈佛商学院教课的罗伯．柏格曼（Robert Burgelman）透露，伊娃多次旁听丈夫授课；课后，还不断与丈夫讨论授课内容，甚至暗示哪些地方值得改进。有一次，连伊娃的母亲也来了；据说，格鲁夫那次有些恼怒，因为伊娃的母亲评价女婿的表现时指出，格鲁夫忽略了坐在教室左边的学生。「由此不难发现，格鲁夫对自我要求甚高，因为他身边不乏对他抱持极高期待的人。」柏格曼说。

年少的格鲁夫一度向往当记者，12岁的他多次将日常观察写成文章，投稿青少年期刊。然而，就在格鲁夫当记者的叔叔被苏联共产党逮捕，这本期刊不再接受格鲁夫投稿，原因是「写作水准大不如前」。格鲁夫心知肚明，这是搪塞的理由，「突然间，新闻工作不再吸引我」。

初入英特尔内心怕得要死

婚后，格鲁夫偕同妻子搬到阳光充沛的加州，并在当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完成博士学位。60年代初，格鲁夫加入快捷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带领一组研发团队，负责研究如何在矽晶圆上制作电晶体。这时期也是硅谷发展的初始阶段。

1968年，英特尔两名创办人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高登．摩尔（Gordon Moore）招揽格鲁夫加入，负责生产记忆体。回忆这一段，格鲁夫曾这么说：「起初加入英特尔，我害怕死了。我放弃一份稳定的收入、一项熟悉的工作，挑起一副陌生的担子，十分恐怖。」

英特尔的第一次危机肇始于70年代末，来自日本的业者以低于市价一成横扫市场。时任主席的格鲁夫强制员工每天无偿加班两个小时，迅速在市场上推出号称将能改变电脑运算的先进微处理器i432，但是i432的效能比起竞争对手慢了5至10倍。格鲁夫于2001年的访谈中坦承犯错，「我们的产线是以生产记忆体为主，我当时讨厌死了微处理器。」

如今回顾，格鲁夫决定砍掉英特尔的记忆体事业，投入微处理器，是一项明智之举。然而，做起来谈何容易！「我们一度失去方向，在死亡幽谷徘徊，」格鲁夫这么告诉泰德洛。格鲁夫询问时任执行长的摩尔有何想法，摩尔坦言，假设董事会决定剔除两人职务，新任执行长的当务之急应该是「立刻退出记忆体市场。」格鲁夫顿感错愕，反问摩尔：「既然如此，我们何不自己动手？」英特尔花了3年时间才真正完成转型。

随后的发展，成就硅谷另一个霸主诞生。此前，「蓝色巨人」IBM是大型计算机市场的主导者，个人电脑崛起，给英特尔及刚冒出头的微软绝佳机会。康柏电脑（Compaq）采用英特尔的微处理器及微软作业系统，迅速打破IBM垄断，也造就英特尔及微软把持个人电脑产业逾40年的风光地位；Wintel（微软和英特尔的联盟）一度成为牢不可破的产业定律。

晚年念兹在兹回归制造业

英特尔的另一次危机则发生于1994年。此时，格鲁夫大力主推的「Intel Inside」行销已相当成功，英特尔成了家喻户晓的品牌。不料，数百万个有瑕疵的微处理器流通市场，引起上千名客户不满，在媒体大肆报导之下，反弹声浪愈来愈大，英特尔被迫花了将近5亿美元平息众怒。

格鲁夫再度颠覆市场期待，并非是英特尔发生了任何即刻的危机。他听取克里斯汀生（Clay Christensen）亲自讲解「创新的两难」，决定在竞争对手伺机而动前，于1998年推出微处理器Celeron，抢攻低价市场。

管理风格强硬的格鲁夫，笃信数字管理、奖罚分明。他最有名的管理哲学是「有建设性的冲突」，任何问题摊开来讲，不惜吵上一架。据说，格鲁夫在气头上时，会拔下助听器，用力摔在桌子上；挺得住的员工，所获得的回报也相当惊人。2000年网科泡沫时，英特尔市值高达5000亿美元，数千名持股员工晋身百万富翁。

格鲁夫于2005年卸下主席一职。坚信成功是失败的开始，惟有偏执者幸存，将大半生奉献给英特尔、半导体科技的格鲁夫，不仅体现了这门生存哲学，也不忘对美国科技业耳提面命。格鲁夫反对外包生产制造，也不认为透过新创企业创造就业机会是正确途径。他于2010年给《彭博》的投书中写道：「放弃制造业，等于切断科技发展的重要历练。」这段警世之言，希望不会随着格鲁夫的离世而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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