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科技升级1000天：团战、登月与烟囱革命

星际采矿，量子计算，机器与人自由交流……我们还无法想象，人类会被这些科技领向怎样的未来，但它已经在一家商业公司中徐徐展开。

2019年11月11日，腾讯公司升级了使命愿景——“用户为本 科技向善”。在此之前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故事硬核采访了腾讯公司CEO马化腾、总裁刘炽平等三十多位内外部人士，还原了腾讯自2016年起持续1000多天的科技升级。它看似不动声色，实则包含了志在百年的雄心，以及一系列复杂而艰难的决策。

这是故事硬核继2018年“930变革”之后对这家公司的持续观察，它关于一家企业如何布局前沿科技，如何价值选择，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当发现过去胜利的法则成为进化的阻碍时，如何自我革命。它关于人性与梦想的微妙展开。

最终我们会发现它在摸索未来科技公司的模样，这有赖于科学家超越研究，工程师打破封闭，而企业家不再只是“在商言商”。

很多年前，一次晚饭后，腾讯高级顾问杨国安问腾讯最高决策机构“总办”的高管们：“坐在这个房间里的人财务自由了，为什么还要这么勤奋？”一番发言，问题最终归结为：“腾讯是谁？”

在堪称漫长的20年时间里，“总办”开过数不清的会，但只有极少的时候，他们讨论过这类“形而上”的问题。

那时候这家公司还很年轻，像成长中的少年一样渴望得到认可。但到了2019年，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4月16日，北京大学陈春花教授走到腾讯深圳滨海大厦会议室的门口，对即将到来的提问还是没什么把握。让总办成员发言已属不易，何况还要达成一致。

“如果腾讯消失了，世界会失去什么？”陈春花抛出了这个问题，围绕一张长方形会议桌，总办成员坐在一起。她告诉在座的人，“答案可能会有点难受”，但时至今日，腾讯必须回答。

她遭遇了想象中的抵抗。一位高层的反应是，“天啊，我们理科男一般不会这么想问题。”对于这家公司的高层，哪怕是一点点的“矫情”，都是每个人避之不及的。

陈春花不断把议题引回到她准备好的轨迹上。她质疑这家公司广泛流传的愿景——“成为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是不是过时了？

放在14年前提出这一愿景时，这句话是正确的。但现在，“腾讯影响了10亿人的生活，它如今需要一个更高的标准”，“要不要把高度拔到人性上，旗帜鲜明打出你的价值主张？”陈春花问。这需要做出选择，这个选择关乎腾讯的“灵魂”，关乎企业遇到危机时，每个领导者最下意识的反应。

“‘科技向善’是不是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一位高层建议。

“发展太快了，科技已经超越了改善品质的层面，所以你要克制，滥用的话就是伤害了。”另一位接着说。

科技向善已成为腾讯公司使命与愿景的一部分

 “科技向善”最早由腾讯主要创始人、前CTO张志东在2018年1月提出，过了一年也没有被正式确认。最大的疑虑集中在，“喊这个口号，做不做得到？”

会议进行了快4个小时。另一个焦点是，和KPI（注，关键目标考核）有冲突怎么办？有人表达了困惑，“我们从来都很避讳去谈赚钱，为股东创造价值这个事情，我们永远不谈。越不谈，越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是冲突的”。

会议陷入了僵局，有人支持，有人沉默。陈春花感觉到，分歧已经挺明显了。

在此之前，马化腾单独跟她有过一次交谈。她观察，马化腾有确定“科技向善”的意愿，又有些犹豫。她跟他商量好，务虚会“先倾听，最后再发言，能定的时候再定”。

“腾讯是谁？”——这个问题马化腾早已有了明确的答案。2016年他就提出，腾讯应该是一家科技公司。三年来，这位CEO低调布局，启动技术体系改革，数百名科学家及博士涌入这家公司，试图建立更强大的科技能力。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短短几年里，全球范围内人们对科技公司情绪的变化。它们从“人类生活革新者”的神坛上跌落了下来。到了2018年马化腾发现，他还必须回答：“世界为什么需要腾讯？”

“未来由科技驱动，技术可能在人的生活中起到致命性影响。”从人类基因编辑滥用，到脸书在美国大选中的隐私泄露，“对全球科技公司的巨头，人们现在普遍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他很难再等待下去。从大的方面，“至少表明你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是有倡议、有步骤”；从小的层面，他希望基层员工在做决策时，不需要事事请示上面，“你就摸着良心想能不能做、该做到什么程度”。

马化腾没有再犹豫。他对所有人说：“14年前我们提最受尊敬的互联网企业，没人想象我们可以做到。但是回过头看，我们一步步走，是可能实现的。” 

每隔一段时间，成为一家科技公司的念头就在腾讯各个角落里生长。这多少有些个人情怀在里面。马化腾众所周知地热爱天文，前不久还跑去非洲看南半球的夜空；刘炽平曾经的梦想是造火箭，多年来保持着订阅《Nature》的习惯。

2016年初，《Nature》刊登了一篇论文，谷歌DeepMind团队声称使用两种新的深度神经网络，解决了人工智能的历史难题。这极大地震撼了刘炽平。他突然意识到，新技术可能带来颠覆性变化。等读完论文，他有了新的判断，“公司也许到了靠产品和技术双引擎驱动的时候了。”

前CTO 张志东也看到了这篇论文，他转给了技术副总裁姚星：“我们能不能做一款下棋机器人？在一个月内下赢你。”——姚星是业余围棋二段。“打败了每人奖励一部iPhone”，姚星呵呵，说“我们有一千多人”。

2016年，整个腾讯都被乐观的情绪包围。公司股价逐级攀升，收入每个季度都在创新高。在中国，有超过一半的人口使用微信和QQ。作为当时国内市值最大的公司，腾讯构筑了一个强大的分权合作的事业部架构。各事业群的“赛马机制”持续着优异表现，不断讲述微信式的故事——在充分的竞争中诞生出爆款产品。在年中战略管理大会上，刘炽平说：“腾讯每六年就要经历一个巨大关口，现在这个关口并不明朗，2016年的危机到底是什么？”

在论文发表的两个月后，总办就被一件事搅得心神不宁。2016年3月，Alpha Go击败了代表人类出战的李世石。有人认为，这几乎等同于“1947年秋天，两位工程师在新泽西州郊区的实验室里发明了晶体管”——那项发明直接开启了人类的信息时代。

2016年3月，Alpha Go击败了代表人类出战的李世石 图 | 视觉中国

总办史无前例地召集了一次技术汇报会，显然每位成员都受到了冲击，他们意识到一个全新的智能时代正在到来。副总裁姚星是汇报人，苦不堪言。之前，他们先是上知乎，给一个在Facebook做围棋的年轻科学家留言，发现这个人在东京打比赛。等比赛结束，姚星陪着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卢山飞到了上海去找他。另一位高级执行副总裁汤道生，一度在网上自学了一套AI课程。

至于掌舵人马化腾，他不是把着急写在脸上的人，但又是最有危机感的那一个。马化腾的技术焦虑由来已久，互联网打法正转向科技战，技术壁垒高，距离一旦拉开，短期内根本追不上，“还抱着老的，那真的是经典互联网公司了，会被淘汰的”。

有一次，他去俄罗斯参观最大的银行，发现它跟互联网公司也差不多了。各行各业正在进行“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转型，而这正是互联网企业未来20年最重要的机会——为产业转型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网络化”是腾讯擅长的，但要向两端延伸就要掌握科技，推演下去，进化成科技公司是必然的选择。

在总办临时拉的微信群里，非常迅速地，马化腾和刘炽平达成了一致：“是时候把科学家放到战场上来了。”

很快就有人发现，腾讯的HR开始频繁出现在全球顶级学术会议上。这有些罕见，科学家们坦言，过去这些人通常来自华为。

在香港中文大学附近的凯悦咖啡馆，HR陈双华刚说服完著名计算机视觉专家贾佳亚，又听说同一学校的量子科学家张胜誉正考虑离开高校，立马要了联系方式，“要不要来腾讯看看？”最终，像张胜誉那样，微软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张正友和语音识别、深度学习专家俞栋也成了腾讯同事。另一位音视频编解码的专家刘杉，陈双华第一次跟她见面就签了三方协议。在腾讯，他们被定为T5级技术专家，位于全公司2万多技术人员的顶端。

与此同时，投资部门也接到总办的“死命令”，要让腾讯成为“AI领域的第一技术梯队”。这个每年投出100亿美元的部门只有60多人，作为公司的先驱部队早已抵达战场。由三位麻省理工学院海归博士创办的小公司，进入了投资部与马化腾的视野。马化腾花了一个多星期时间研究论文，试图弄懂涉及的物理学前沿。投资部负责人吓了一跳，说“算了算了”，也就投300多万美元，“我们实在花不起这个时间”。但不行，“老板说，一定要投”。

但在一家公司能否做出科研成果，还是一个疑问。量子科学家张胜誉低调严谨，他好奇公司的工作，又摸不着头脑。之前面试，他跟刘炽平聊完，还在37层等电梯，就接到了录用的电话——HR就守在会议室门口，“企业效率这么高的？”他入职之后，半夜收到马化腾的微信，请教量子问题，他2点起来上个厕所回了下，2点02那边就回过来了。“2点、3点、4点、5点、6点，任何一个时间点都会回。”他根本不知道马化腾为啥不睡觉。有一天，他提到一台量子计算机需要某种材料，马化腾问：“买回来行不行？”他回答，恐怕不行。不是怕贵，是买不到，要自己发明。

对科学家来说，最大的疑问只有一个：公司是否能在不管商业收益的前提下，长期支持小规模高质量的基础研究工作？张胜誉来之前，曾经问过腾讯云与智慧产业事业群总裁汤道生一次，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第一次跟马化腾见面时，他又问了一次。

那次是一个晚宴结束，桌上就剩下张胜誉和马化腾两个人。他第一句话就是（虽然他坚持是随口一问）：公司做量子有多大程度是为了科技品牌？“他当时很奇怪，看了我一眼，”张胜誉印象深刻，“他说，为什么要做科技品牌？”张胜誉知道很多公司只是请科学家来充充门面而已，又换了个问法，“那科技品牌占百分比是多少？”马化腾的回答是：“百分之零。”

2016年之后，大量的科研人员涌入了这家公司。过去每年的入职数字停留在个位，现在则以一年上百个顶尖博士的速度递增。一些博士生还在读，已经有人建立联系，等一毕业，就直接入职。跟工程人员一样，科学家也挂着工牌在深圳的几栋大楼里穿梭。原本公司的白板上只有产品的排期，现在有的写满了公式。就在产品部门的隔壁，他们没有被下达KPI的任务，甚至被定为5年不考核。

2016年，这家公司弥漫着一股少有的浪漫气息，汤道生发现，过去他总要为争取资源“吵吵吵”。现在情况变了，“只要是对于人类有价值的，也是愿意去投入的”。姚星反复确认刘炽平的决心——十年没有结果也不怕。于是姚星组建了AI Lab，立志攻克终极难题——通用人工智能。他们也真的做出一款围棋AI。毫无悬念地，腾讯围棋高手张志东、卢山和他本人，都被击败了。这成了姚星的高光时刻。真正的科技公司就应该前往人类的星辰大海，他把这样的信念传递给科学家，最后让在美国的俞栋开始往返深圳和西雅图了。

俞栋像其他科学家一样，开始研究高精尖难题，途径之一是通过和产品合作积累场景、突破技术。环境确实很宽松，氛围也很自由。但有时候，自由似乎过了头——许多产品部门长出了自己的技术团队，竞争是充分的，而合作就像不协调的齿轮，随时卡壳。他期待用公司的数据做人工智能训练，业务部门的工程师答应得好好的，但等了一年，都没能拿到数据。如今，顶尖科技人才应声而来，问题也再次浮现：腾讯的部门之间如此隔阂，科学家向业务部门的工程师拿一下数据都这么难，腾讯旧有的技术体系接得住吗？

腾讯公司主要创始人、前CTO张志东

腾讯前CTO、“大师兄”张志东退休已经五年了。他出现在滨海大厦48层的办公室里，还是早年宅男工程师形象，POLO衫的两粒扣子都没扣。退休之后，除了一度沉溺“欢乐斗地主”，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两周上一次乐问。“乐问”是腾讯内部第一大沟通平台，他担心公司上下层“两个世界会割裂”，就在退休前建立了乐问。

他发现乐问上年轻人抱怨的声音越来越大——在这家以宽松文化著称的公司里，这里集中了最为尖锐的声音：程序员开发的代码相互都看不到。最糟糕的问题是：重复“造轮子”——这么大的科技公司，不少新产品的开发，都要重新把最基础的技术再做一遍，没法把已有的拿来使用。两万名技术人员源源不断地投入精力，重复技术，内耗严重。

作为腾讯的技术元老，张志东被公司全体技术人员所尊敬，技术的抱怨让他难以接受。

作为退休“老干部”，他只能在跟总办成员吃饭的时候旁敲侧击。他提到，正在流行的技术中台，可以把大量标准化的技术拿来即用，不用每做一个产品都要从头到尾去开发技术——甚至5个人就能快速做出一个APP。

这好比，如果手工造一辆汽车，从车轮到每个零件，都各自单独制造，就会很慢。但如果有流水线部门，给各种型号的汽车统一供应各种标准化的零件，只要有几个工人，按型号组装零件，就可以快速制造出一部新车。

互联网的中台，就像汽车工业中为新车供应标准化零件与服务的中枢部门。有了强大的中台，只要取用中台给到的各种零件，就可以快速组装出一个APP。

但提出这意见的2016年，偏偏对腾讯来说是个极好的年份。“可能是企业的宿命，效益那么好，即便我在职也推不动。”他提出来的问题被忽略了。

张志东转身去找卢山，要求他去做中台。卢山是他的老部下了，21年前张志东参与创办腾讯不久，俩人聊天，张志东就来了句：“来么？”卢山说：“好。”没问工资就到了腾讯。

“我工作上第一个导师就是Tony（张志东），他一天到晚就喜欢‘吃亏’。”卢山后来也喜欢跟新人说，要学到正确的价值观，别怕吃亏，“人都是有样学样的，跟谁学，这非常重要”。

但这一次，卢山拒绝了相识二十多年的张志东，并在两年间，拒绝了很多次。有一次很激烈，张志东指责他不作为，卢山也发了火，“这事我不是不知道重要，但硬推根本不靠谱。”讲到最后他动了感情，说张志东就不应该退休。

“他有时候不太考虑路径。”卢山调侃自己和张志东是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政客必须思考解决问题的路径，做一件事就必须做成。”为了达成目标，过程甚至“不顾脸面”。

卢山知道，横亘在他面前的“重复造轮子”的根源是什么。根源是各个部门自成一体，难以共享，“同时也是腾讯20年来胜利的来源”。

过去20年里，这家公司做出了许许多多产品，每一个产品为了快速制胜，必须形成闭环，就要拥有一支只服务于自己的技术团队。“等哪个公共团队做出成熟技术了，用户早就走光了。”

因此，到了成功的那一天，成功产品背后必然拥有成功的技术。这些技术互不打通，自给自足，就像在工厂里立了一根根粗壮的烟囱，但又各自生机盎然。

卢山也试图合并“烟囱”，建立中心化中台。2005年，他的团队负责一个公共技术，给几个部门共同使用。但因为各个部门需求不同，为了追求速度，最后都各自开发去了。到了2010年，整个尝试宣告失败。

卢山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几年过去了，每当有看不惯公司技术现状的同事发出声音，他就会说：“两害相权取其轻。”

直到2018年，一位新员工在公司找不到一个可参考的代码，愤怒地跑去乐问抨击，“来到腾讯就像来到技术沙漠。”卢山像往常一样生了气，心想：你知道我们“胜利”的历史和做出过（但失败）的努力吗？他原本想找到这个员工当面论一论，但回到办公室坐下，他突然产生了动摇。“我们除了产品重复之外，难道只是为了每个技术干部自己的屁股能够坐得稳一点？”卢山反问自己，“十年以后新员工进来，公司可能有10万个技术项目，所有代码都不可见，难道都要通过熟人打听吗？”

很快，技术沙漠的故事流传到总办，马化腾和刘炽平都去乐问看帖子了。马化腾看到了“民怨沸腾”。而在短视频战场，他们看到了竞争对手异军突起，背后是技术中台支撑着的集团军作战。在坏消息接踵而来的这一年，关于腾讯短视频“漏球”的讨论也不断传来，一种流行的说法是，腾讯没有技术。

但很多人都忘记了一个事实：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是搞技术出身的。这意味着，他不但对技术的变化更敏感，还有自尊心。

“腾讯再输，也不能输在技术上不行吧？”马化腾一旦决定开口，就意味着已经想得很完整：新的技术突破公司是否能牢牢把握？迎接未来技术，公司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答案很清楚：各个事业群各成体系，各自为战，很难用通用技术服务所有人。中间一旦打不通，就很难在前瞻性技术上有所作为。

“力量分散了，就没办法在一个新的突破口发力。”马化腾说。比如未来机器人业务需要用各家的技术，这个技术谁来负责、怎么使唤得动他？反过来，当科研有了成果，要抽调业务部门的人长期发展这项技术，又有谁会来？

他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或者说一个危机。现在，这个时间点到了。“是一起死还是改一改？”马化腾问所有人。

腾讯公司高级执行副总裁、技术工程事业群总裁卢山

2018年，腾讯大楼里弥漫着改革的气息。20岁的腾讯启动了第三次架构调整，张志东事后回忆说，那就像雪天修屋顶。好几个事业群的业务打散重组，合并同类项，技术彼此打通也是迟早的事。

只是卢山最棘手的问题依然存在，几大事业群的业务如此多元，即使建立集团大一统的中台，也可能收效甚微，一不小心就会走回到老路上。

但卢山下定决心，要解决两万技术人员的痛苦。他苦思突围，直到有一天，姚星跟他说，“卢总，我觉得‘开源’可以。”——开源，就像从“闭门造车”，打造个性化的零件（代码），转向使用全球统一标准的零件，“开门造车”。

“你不要说了。”卢山打断他，“你又说那帮人天天没事找成就感的东西了？”此前，卢山始终对开源不感冒。姚星知道他的脾气，把卢山拉到一边，让他听完：“我们可以搞一个委员会。”

当天晚上回到家，卢山越想越觉得有意思，几乎想了一整夜。他给“开源”加上了“协同”。过去做出一个公共技术，没人维护，往往是各个部门拿去改改，就诞生了不同的版本。现在可以在公司内部建立专项开源组织，所有技术团队加入进来，按照各自需求共同开发和维护，共建出一个技术版本。这样既可以消灭重复的“轮子”，行政上又可以维持“诸侯分立的管理”。

熟悉卢山的人都知道，他可能会很快否定你，可一旦想通了，又比谁都坚决。第二天，他找来姚星，说马上行动，先从自己事业部下手，别让人以为他分管的技术工程事业群乘机抢地盘来了——把别人的项目合并到自己部门来，内部管这叫“打猎”。他下了行政命令，让两个部门在一个开源项目上合并。

不久之后，总办在香港开了一整天的会议，卢山有备而来，讲述了年轻员工和技术沙漠的故事——有关“烟囱”的过去和未来。最终会议确认：成立技术委员会，确认内部分布式开源协同，打造具有腾讯特色的中台。

改革从自家后院动手后，卢山又点了两个“大轮子”，那是“很厉害”的技术，一项和视频传输有关，一项和储存有关。这两项技术，公司有四个团队各自为战，相互竞争，浪费是明显的。视频传输技术如果合并开发，开源共享，将压缩10亿左右带宽成本。

同事听了卢山要对那项视频传输技术动手，忧心忡忡，“涉及的都是比较厉害、有权力的团队”。它们为不同的场景开发，都给各自产品带来巨大成功。没有谁能全方位地胜过其他人，合到一起都会不服气。

“要不要先从容易的开始？”卢山否定了这个想法。“根据地就要挑难的打，你挑两个容易的，一看就没有价值，那叫根据地吗？”

卢山找副总裁们统一了思想，但推到执行层时，矛盾激化了。其中一个团队的成员发了朋友圈，大意是：我凭本事占的阵地，凭什么你们TEG（技术工程事业群）来抢地盘？卢山很生气，底下的人小心翼翼地跟他商量，要不弄个折中方案，打包一下？卢山火气更大了，“我们一拍两散，不玩了”。

结果团队负责人当天就跑到深圳，跟他道歉，说很快就能解决。他很意外，有点被打动，卢山说，“他表现得比我还急”。就这样项目达成了统一。

更大的困难在那项储存技术的开源协同，卢山听说进展不顺，跑去找平台与内容事业群技术副总裁曾宇沟通，曾宇说为了把这个项目合并出去，团队已经走了一半人。卢山也动了感情，“等十年后我们两个人都离开腾讯了，回头看留下的东西，如果都留下了一堆烟囱这种残垣断壁，我们内心会不会痛？”曾宇低头沉思了一会，表示一定会好好协同。复述这个场景时，卢山眼眶红了。

随着改革深入，卢山感情起起伏伏，有一次给姚星发微信，说心里很受伤。但张志东再也不批评他了：“他真的被刺痛了”。他也真的尽了力，开源协同强势推行，几个月间就开源了40个项目组。

卢山去听一个项目汇报，听到协同各有困难，下属准备妥协出折中版本时，卢山打断了汇报。

“既然协同不动，咱们就上总办会。”他很清楚，要搞成就得自上而下，不能妥协。

腾讯公司总裁刘炽平

2019年4月，马化腾参加了一场公司内部的排球比赛，为了抢一个球，被撞倒了，还擦伤了脖子，但他很高兴——球被同事接到了。 之后他出现在会场，分享他的感言，“我宁可被撞倒，也要大家拼死相救，绝不漏球。”

那是930变革后一场战略管理会，人们感受到氛围有些不同，“团战”LOGO出现在每一个显眼的位置。

马化腾清楚，在科技战争时代，看准了但力度不够的话，公司再大也没用，最终一定要打得透打得穿，因而就要重构BG，要建设中台，把分散的力量聚拢。

“2019年，我们确实要打一场团战。”刘炽平开宗明义。

当卢山改革受阻要求上总办会时，刘炽平甚至以一种罕见的方式表明了他的决心——指名让一个人站起来，问他：你为什么不支持？

刘炽平是个温和的人，向来不喜欢军事化的管理，为了保护那些无穷无尽的创意，长久以来，他都在维护一种腾讯式的做事风格：不是命令式的，而是商量的，是注重你的感受的。

那次会上，刘炽平把各事业群的技术老大都叫来了，让每个人都发言，把不能协同的理由一条条列出来——有人说业务会变慢，有人说短期成本会提高，还有人说技术人员会流失。最后林林总总列了几十条。

然后，刘炽平站出来，说：“好，弊端我们（总办）来背。”不管多出多少费用、短期内对研发效率有什么影响，总办全部“选择接受”。“我们都知道将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我们选择做这件事。”

“到这种时候，自上而下，不能退了。”刘炽平也知道，这件事是“反人性”的。但某种程度上，改革最终需要的是一种精神。他对全体管理干部说，“我们需要更多勇于担当的人。”哪怕有可能失败，也愿意冲出去，“如果真的要做到闪闪发光，一定要有些人、有些事、有些团队，到最后是超越人性的”。

他提到了卢山的自我革命，闪闪发光的瞬间。卢山的愿望有些单纯，他相信一个人的发光将带动另一个人发光，直到全新的一批员工来到腾讯时，开源协同已经变成无需多言的文化。

曾宇成了最先发光的那一批人。每次开会，他推动着开源团队“往公司统一的方向再多走一步”，哪怕“有的技术团队已经流失了一半的人”。

面对代价，曾宇跟分管平台与内容事业群的公司首席运营官任宇昕是一致的：在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建立内容工业化的技术体系。这意味着，各自为战的“闭门造车”将成为历史，协同作战，“开门造车”共享标准化代码，将成为主流。任宇昕给全体同事写邮件：“开源我们没有退路。”

在平台与内容事业群，很多做开源项目的人从北京、上海飞到深圳，坐在封闭空间里，周末加班干到很晚。有一天，一个技术人员突然说，“定制化的东西是没有前途的。”定制就是拉私线，就是闭门造车，把别人的东西拿过来自己改改用，也不融入社区。曾宇说行，有这个认识就够了。

总办会后，“自上而下”的开源项目已经占到了一半。项目负责人郑亚峰每周像公布学生成绩排名一样，把开源进度发在技术委员会的群里面。卢山宣布TEG已实现了70%左右的开源那天，其他事业群吓了一跳。很快，乐问上有了新的抱怨，“开源压力太大了”。

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在腾讯，这样的开源协同项目已经有50多个，每个月有超过80%的技术人员在码客社区进行讨论，积累了将近15万个回复。原来很多工程师只是把写代码当工作，现在很多人觉得“从一份工作变成了带有感情的事业”。在未来，开源的业务将和腾讯战略强绑定，进入到微信小程序的生态、AI、物联网、云、大数据和游戏等各个方面去。

 “930后对技术最大的冲击就是文化和心态。”郑亚峰说，“开源协同促成内部打破壁垒、建立信任和认同。现在我们推开源项目的时候，再也不会有人说我不认同、我不要这样做，而变成具体要怎么去解决。”

“新的协同会记载在历史上。”刘炽平充满信心，他说，几个重大开源协同项目的成功，标志着腾讯式中台可以建立起来了，这当中蕴含着许多可能——当人们不断在开源系统里维护一项技术时，自然有人去探索更前瞻的设计，就像Alpha Go一样，技术的突破将驱动出全新的产品。

腾讯的企业家、工程师和科学家最终坐在了一起。

在一个沉闷的下午，我们见到了张志东，他谈到腾讯的未来，“海量工程的领先技术、为AI赋能的高科技以及技术中台，应该变成乘法关系，才能发挥大的效应”。

显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企业家、工程师和科学家都重新认识了对方。张志东坦承：“不是只有科学家才代表了高科技，科学家的能力要在一个合理的体系里才能有加速的效果。”刘炽平也有新的思考：“要把科学家放上战场，让他们听到炮火的声音，但也不能让他们阵亡了。”

他们似乎在构造一个未来科技公司的模式：科学家不只会做研究，工程师打破封闭体系，企业家也不只“在商言商”。

这个过程一开始遭遇到了挑战。比如人脸识别领域的科学家贾佳亚，刚到优图实验室（XLAB）的时候，手底下只有5个人，立刻“不眠不休地做需求”。他很诧异，一些人脸识别公司的CEO都是他的学生，他却在给一个产品做美颜瘦身功能。

有人找到贾佳亚，安慰他让他降低预期，不要把自己想成高级外包。“说得太形象了，”贾佳亚在心里鼓掌，“但我凭什么要降低预期？”

他恰好是“在学术界成功，在工业界我也偏要成功”的那种人。他拉来自己的学生——都是这个领域最好的，找技术含量最高的项目做。过了一年，一些小技术团队拆掉了——优图做了公司百分之八九十的需求，拥有超过700项全球专利。他们说，“直接用优图的就好了。”

产业互联网战略展开后，腾讯将AI能力开放给合作伙伴，帮助他们转型。其中贾佳亚选了艰难的工业检测领域。团队去工厂打了地铺，然后凭图像识别技术“击败对手”。不久，他们又想办法进入了传统的医疗领域。他的团队对数十万张眼底检查图片进行分类，再由不同级别的医生循环评分标注， AI团队进行图像处理和深度学习。这个项目就具备了筛查青光眼的能力。

马化腾似乎有一种特有的科技理想，不仅要服务产业，更要参与到解决人类根本痛苦的事业当中去。当他和刘炽平着手布局未来科技时，他们很快达成共识：AI不仅可以融入内容、金融、广告等所有主要业务中，去驱动新的商业空间，甚至可能把腾讯带到正在高速突破的生物医疗领域。“比如基因学，可以通过大量的计算来找出规律。因为计算需要，生物医药就和我们的主业有了关联。”刘炽平说。

在这家公司，斗争疾病的小团队浩浩荡荡，吸引了许多科技人员前往。他们做出了觅影，一款可以提升癌症早期筛查精准度的AI医学影像产品，最多花上4秒，就能对食管癌做出判断。而医疗AI Lab用新的AI辅助诊断技术，评估帕金森病只要3分钟。最终，量子实验室也参与进来，他们拥有物理、化学、数学和计算机的多学科背景，找到了一个新方向：用多种方法进行分子模拟。在制药领域，这将极大减少药品研发时间。

在腾讯，这些科研领军人物被称为T5科学家，在两万多名技术人员里，能达到T5级别的人数不超过10个。其中就有两个集中在安全攻防领域。

腾讯科恩实验室负责人、杰出科学家吴石

世界知名的白帽子黑客吴石是其中之一。在带领科恩实验室经过PC时代的攻防战役之后，他的目光投入到了物联网上。他的团队曾经在腾讯地下车库占了三个车位，拆卸了一辆特斯拉。最终在全球首次以“远程无物理接触”的方式成功入侵，足以让急驰中的汽车随时停下来。这让马斯克当场炒掉了特斯拉的安全主管。随后，马斯克给吴石团队写了公开信，感谢他们帮特斯拉发现了致命的安全漏洞。

这是产业互联网安全能力的一次展示。当应用场景越来越丰富的时候，网络安全保障的范畴就越来越大，最终也许每一样应用都需要它。

另一位在白帽黑客界被称为“TK教主”的于旸，和他的玄武实验室在2015年就发现了“条码阅读器”的漏洞。2018年4月，在北京卫视的一档节目现场，他用一个小盒子发射出携带攻击信号的激光，侵入到扫码器连接的电脑里。最后，他跟微信合作，对国内的扫码器产品进行检测，推动商家修复。没有人知道，在进行补救之前，每个人每天的扫码充满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多媒体实验室的刘杉博士似乎扮演了一种新型角色。汤道生提过一个问题，“要让公司最底层的通讯服务，成为全球最大的通讯平台，怎么确保未来没有因为‘标准’受制于人？”

答案是，把做音视频标准的科学家招进来。

所谓“标准”，就是一开始做前沿探索，当研究比较靠谱，同时市场也准备好了，刘杉他们就会把一些技术变成一个行业标准。标准一旦形成就会很快并入到产品里。“我们是基础研究和产品中间的一个环节。”

她既是科研人员，也是工程师。刘杉称之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白天她去参加有特首出席的会议，谈论她的音视频技术在艾美奖获奖的经历。但晚上回到酒店，高跟鞋一甩，“就觉得像灰姑娘下场了”，该写PPT写PPT，该写开发文档写开发文档。

作为音视频标准领域的权威，入职腾讯后，她把很多这个领域的一流专家也拉进了公司。结果是腾讯迅速在这个领域建立了优势。他们还派出专家去国际标准组织担任职位，这包含了这家公司在试图引领全球通讯行业的过程中，保持权威，推进共有技术的愿望。

腾讯多媒体实验室联合负责人、杰出科学家刘杉

作为航天通信技术委员会副主席单位，腾讯不仅参与探讨技术标准，还和国内多个合作伙伴一起探索低轨卫星互联网的建设与应用。在马斯克用SpaceX的“星链”小卫星接入互联网发Twitter的10个月前，2018年12月，科学家们发射了一颗低轨卫星，在中国首次链接上卫星“WIFI”。一个月后，他们登录微信，写下诗句，信号从1000公里外的太空传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在全球范围内，科技与产业的重大变革即将到来已成为共识。在信息技术领域，谷歌宣布实现了“量子霸权”，量子处理器在3分20秒内解决了当前地球最强超级计算机需要跑上1万年的计算问题。在医疗领域，人们开始用人工智能预测和检测阿尔茨海默病、癌症、心脏病、病人死亡、血型或是化学分子气味。在我们头顶上，全球计划发射的低轨通信卫星将逼近两万颗，都在预备接入这个“30多亿人、数百亿接入设备”的市场。

很难说还有人没看到这个趋势。腾讯花了3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科技布局，除了四大AI实验室，还包括探索性的实验室矩阵，涵盖了机器人、量子计算、5G、边缘计算、IoT物联网。

毫无疑问，这些实验室肩负着更远大的目标。机器人实验室的负责人张正友博士从1986年就开始做机器人相关的人工智能了， 1998年去微软研究院，然后就来了腾讯。对他而言，机器人技术的突破近在眼前，“不久我们将进入与机器人共生的时代”。而这里有一个巨大的机会让他达成这个突破。他跟家人道别，离开美国，只身来到深圳，吸引了来自12个国家的研究员追随。“我十年在法国，二十年在微软，剩下三十年就要在腾讯了。”

他的最终目标是在老龄化社会来临时，造出通用机器人，照顾孤独的老人。为了技术积累，他先做出了一只机器狗——那只狗只有在马化腾会见客人时才能借去看看，平常都要用于研究。紧接着是平衡自行车和机械臂，堆满了实验室。还有十年，他也将步入老年，他的声音大了起来：“所以我非常有欲望发明出来！”

马化腾展望了他90岁时的世界，“机器人会是下一代最震撼的变化，四处都是机器人，也许成了像手机一样的终端。你不用拎包了，有个东西跟着你，累了就踩在上面走。”

那时腾讯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答案也许就在不断寻找新问题的过程中。AI Lab西雅图实验室的俞栋刚来时，期待用公司的数据做训练。等待了一年无果后，他召集团队开了一次会，“有什么东西是其他部门做不了的？”

他发现，在腾讯，做语音识别和视觉决策的专注于各自领域。但他们两者都能做。于是他开始了一个新的项目：做虚拟人，整合视、听觉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这个技术在《王者荣耀》上落了地，“士气都回来了。”未来如果系统全部做完了，可以直接安装在（张正友的）机器人上——这只是他通往“人与机器自由交流”的一步。

热门产品的成功会在腾讯受到热烈褒奖，但刘炽平理解科学家们可能不会太在意这些。他们是全新的人群——孤独的，辛酸的，也许终其一生都得不到答案，他们被强烈的好奇所驱使，有着非此不可的执着。他有一个信念，“当你有100个人做这个事情的话，至少会有一两个人成功吧？那这一两个人成功了，对于整个体系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

腾讯首席探索官（CXO）网大为将他的耐心投向了更广阔的地方：专门投资短期回报不明，但理论上可能引发巨变的奇想。他们想打造“会救命的AI”，比如投资一款可以驱动药物研发的AI，去抗击埃博拉病毒；一家叫幻想生物的公司，专注于癌症治疗。然后他们就跑去种地了。他们先是投了一家以色列科技公司，开发出一种针对农作物的物联网技术，后来AI Lab专家干脆自己跑去荷兰用AI技术种黄瓜，拿了“国际AI温室种植大赛亚军”。

他们还用投资的方式进入了航天领域，比如德国公司Lilium jet——生产一种垂直升降的飞行器，可以让你早上还在农村喂牛，上午就打领带去城市上班。

腾讯公司首席探索官网大为，首倡以“AI+FEW”理念应对人工智能挑战

对于探索性的投资，马化腾和刘炽平好奇心旺盛，经常把团队问到很绝望。腾讯内部有规定，投资项目不能由高管个人来投，只有一个例外——在西藏投了一个天文望远镜项目，投资人说“肯定是不挣钱的”。马化腾说不占股份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投一点。投资人不得不经常把他的思路往回拉一拉。

事实上，腾讯早在2013年就参与了Moon Express公司的私募股权融资——它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登月许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可以向月球发射着陆器的私人公司。短期内它为月球提供机械运输和数据采集，未来则希望开采月球矿藏，包括地球稀缺的铌、钇等矿物。

到了2016年和2017年，腾讯继续投了PlanetaryResources和太空科技公司Satellogic，前者用小型太空望远镜搜寻绕地小行星，而后利用全自动飞船到小行星上开采贵金属矿、水和其他材料；后者则希望建立全球性的传感器网络，监控森林、预测天气和气候变化、观测交通拥堵等。

无独有偶，他们的科学家也跑去位于贵州山区的“中国天眼”（FAST）——全球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想用AI技术帮助它从巨量宇宙背景辐射数据中辨识脉冲星。网大为将这些探索称为“登月主题”，他想探讨一个核心问题：地球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人的“登月行动”，使命是什么？

在2019年11月初的腾讯科学周上，网大为的回答是：“以一种可持续千年的方式，重新建构一个可以满足100亿人需求的地球。”

在这一周内，他们先举行了WE大会，探讨地球的内部构造、自我意识的机器人开发。而后的医学ME大会则汇集全球顶尖医学科学家，共同应对癌症、艾滋病治疗。同时，在科学周举办的首届科学探索奖上，腾讯基金会为50位青年科学家提供了每人300万元的奖励。马化腾说，“这是科学家们寻求创新又尚未最终突破的关键时期”，希望帮助他们“心无旁骛继续攀登科学高峰”。

2019年11月，杨振宁参加“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

不少人常常以为新发明是瞬间出现的，存在灵光闪现的时刻。事实上这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就像这家公司，最初催生新技术的各种力量汇集到了一起，经过了1000天的时间逐渐变得方向清晰，有了发展的动力，如今取得微小的成果。虽然距离“高峰”还很遥远，但当到了那一天，当正确的答案、合适的人、合适的地方和正确的问题这四者同时出现时，或许就会迎来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2019年11月3日，腾讯WE大会，一家公司对未来科技的探索徐徐展开

前不久，马化腾去了趟非洲，用望远镜观测星空。“南十字星是最明显的，它在正南方。”他是知名的天文爱好者，“你想想，现在人类几千年所拥有的东西，就是在这一个小星球上。但它在宇宙中也就是一粒灰尘，不存在也就不存在了。如果现在没有我们这一切，整个宇宙还是照样运转得好得不得了。这个东西你不想了解吗？”

这是《故事硬核》三个小时的采访里，马化腾罕见的务虚时刻。我又把那个问题问了一遍：“那么，如果现在没有腾讯这一切，世界会失去什么？”

“如果一个非洲大草原，你是一群动物，你没有了，人家还会换一批。但如果没有草原、没有雨露，没有生态中的一环的话，那就是不行的。所以要到这个程度，才是我们的价值。”

马化腾说，成为一家科技公司就是为了成为生态中的一环。张志东则说，所谓科技向善，除了帮助产业生态，未来科技应该帮助社会缓解痛苦。10年后的腾讯能在这一批公司的名单之中吗？

在量子实验室，几位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参加了一场汇报会，讨论腾讯是否要做量子计算的硬件。“量子计算”也许是腾讯公司最为长远的项目了，研发成本高昂，产出遥遥无期。美国顶级科技企业都投入了研究，也有了阶段性成果。未来，量子计算一旦从实验室走入应用领域，将颠覆今天的计算机。

刘炽平先说他同意，至少最保守的那个决策他是没有意见的。马化腾就点头，也同意了。量子实验室的博士郑一聪也在现场，作为新来的年轻人，他觉得那是一个快速的、没有多少犹豫的决定。随后，他们就收到马化腾发给实验室所有人的邮件：“大家加油做，不光是为了公司，也是为了国家，为了全人类。”

年轻人们“就突然掌管了数亿资金”，要去建造真正的物理上的实验室。他们找厂房，搞装修，买设备，造零件。而等有了硬件，郑一聪就能真正去实验，去攻克一个科学难题。他感到紧张又兴奋，他说：“那种感觉就像要去登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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