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12日,液晶面板产业发展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融资——京东方460亿元定增被质疑“圈钱”。从鄂尔多斯出差回来的京东方总裁陈炎顺对《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表示,这是对液晶面板发展的深刻误解。
十年前,京东方收购韩国现代TFT-LCD业务,中国大陆企业第一次掌握了液晶面板核心技术。一个规模达数千亿元的产业也由此起步。
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十年来扮演了一个矛盾集合体的角色——为了提升国家的工业化和技术装备水平,即便亏损惨重,他们不得不继续投资,进行大规模扩张。而作为一家公司,他们还必须向投资者负责。此外,在承受着巨大亏损的同时,这个产业还必须对“过剩论”、“OLED替代论”作出解释。
十年回首,出局者已经远去,格局焕然一新。中国大陆面板业“政府支持、市朝运作”的发展模式是中国特色还是国际惯例?在汹涌的产业洪流中,如何定义这十年的历史意义?
2003如梦方醒
在数十年以市郴技术愿望破灭后,中国大陆面板业幡然醒悟:尊严不是等来的,得自己挣。
2003年2月,京东方以3.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韩国现代电子的液晶业务,在北京亦庄投资12亿美元建设了一条5代线,于2005年5月量产,结束了中国自主生产液晶显示屏零时代。
这是一个日后必定写入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历史的日子。在日韩平板电视厂商及中国台湾企业拥屏自重、肆意侵蚀中国大陆彩电市场份额,并对中国大陆企业进行液晶技术封锁十年后,中国大陆企业第一次撕开了严密的技术封锁线。
彼时,世界电视产业从传统CRT显示器向液晶、等离子等新型平板显示器转换,液晶面板占液晶电视整机成本的2/3,中国大陆彩电厂商被迫花费巨资,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厂商手里采购液晶面板等关键零部件。
事实上,在京东方举起收购之刃一年前的2002年4月,上海广电集团就与日本NEC签订液晶项目合作意向书,投资近100亿元从NEC引进一条5代线。但这次合作依然没能跳出CRT时代“用合资方式换取技术使用”的传统模式。
这种模式京东方相当熟悉。早在1987年,京东方前身北京电子管厂就与日本松下建立了合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厂,北京电子管厂占股25%,松下控股。但直至2009年CRT电视几乎被挤下历史舞台、松下彩管厂关张大吉为止,中方也没能从中拿到任何核心技术。
显示产业的演变轨迹仿佛是历史的宿命,始终没能逃出诞生于欧美、成熟于日韩、产业化于中国台湾,最终向中国大陆流变的规律。在上世纪60年代肇始的CRT显示时代,中国大陆在严密的技术封锁下数十年寸草不生,到CRT寿终正寝时中国大陆的产业人蓦然发现,牺牲市场并不能换来技术,贫瘠的土地断然无法凭空长出果实。
清华液晶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百哲也说,与汽车产业不同,历史证明液晶面板产业“以市郴技术”这条路走不通。如果依然走合资路线,这个产业可能至今还在死胡同里打转。京东方总裁陈炎顺也认为,收购韩国现代电子让显示产业的演变轨迹彻底改变,中国大陆液晶产业发展至少提前了5年。
2003年,15英寸液晶面板的价格一度窜升至每片230美元,致使京东方当年营收达到破纪录的111.8亿元,猛增133.7%;实现净利润4.03亿元,比上年暴增386.7%。上广电也开始迎来历史上最好的时刻。
京东方开始冲高产量,从初始阶段的月产3万片,扩大到2006年8月的6万片,2007年9月达到8万片,2008年7月已经达到月产10万片。京东方开始爆炸式地发展,5代线成为国际上运行效率和赢利能力最好的生产线之一。
然而京东方的命运,却在顺风顺水之时因为2004年下半年液晶周期的衰退被彻底改变。这个变化也为京东方日后在市朝过程中处处被动埋下伏笔。
2005龙难聚
深圳“第三城”梦难圆,夏普为何对“聚龙计划”始乱终弃?又如何曲线成就了华星光电?
进入液晶面板行业就像骑上了虎背,骑着不舒服,但下来更危险。这意味着只要身在其中就得继续投资扩大规模。5代线切割的面板并不能供应大屏幕液晶电视的市场,而中国大陆是世界最大的液晶电视市场,大尺寸液晶面板却全部依赖进口。
2005年下半年,在信息产业部和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深受进口面板制约之痛的创维、TCL、康佳、长虹等4家彩电巨头计划合资在深圳建设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在向境外企业寻求技术来源时,他们得到的答复或者干脆是不转让技术,或者是技术转让费太高。当寻求外企技术支持碰壁后,“聚龙计划”将橄榄枝抛向拥有自主液晶面板技术的京东方。
将现代电子纳入麾下后,京东方不甘仅在北京建设一条5代线,此时出现的“聚龙计划”恰恰也符合了京东方“挥师南下”的扩张战略。2006年初,隶属于深圳市国资委的深超光电以及创维、TCL、康佳和长虹等4家彩电企业各出资200万元成立聚龙公司,京东方以技术入股占40%,四家彩电企业占股40%,深超光电则占股20%。
就在协议签约关口的2007年7月底,日本夏普主动向深圳市政府提出愿意以技术入股,建设一条7.5代线,令深圳市和4家彩电商开始动遥长虹干脆撤出去做等离子了,“聚龙计划”与京东方的合作就此搁浅。
同时在日本本土,夏普已经确定投资建设10代线液晶面板工业园区,总投资额达到642亿元。沉浸在喜悦中的“聚龙计划”成员并没有注意,在筹建10代线而资金链紧张的时刻,夏普主动示好究竟是真心还是假意。
时隔不久,广东省信息产业厅透露,夏普投资建厂的项目基本暂停,具体原因与夏普原先承诺额包括投资、专利等方面的一些条件无法实现有关。
夏普的意外搅局使深圳成为继京沪之外的中国大陆液晶面板第三城愿景搁浅,也将京东方南下的计划彻底搅黄。
但深圳仍未放弃努力。“聚龙计划”流产后,深圳市一直寻求以TCL为主体、通过从国外企业购买技术进入液晶面板产业,但困难重重。
2007年送走夏普后,TCL与韩国三星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在三星的技术支持下建设一个液晶模组厂。该项目于2009年2月量产,当年即实现赢利。
TCL模组厂本来是为三星代工,但项目的实施却使TCL逐渐形成建厂能力。值得一提的是,TCL通过这个项目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团队,并通过实践获得了自主建设液晶模组生产线的能力。3年后,这个团队发展为中国大陆液晶产业的重要力量,华星光电应运而生。
回溯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的历史,深圳故事仍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它促成了日后虎踞华南的液晶面板企业——华星光电的诞生,却也将中国大陆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发展的步伐至少推迟了2~3年。[page]
值得注意的是,在2007年这一年中,中国大陆面板进口额超过300亿美元。
2006谷底苦熬
瞬间回暖使液晶面板“国家队”流产,意外促使中国大陆面板业自主发展模式雏形初现。
就在折戟深圳当年,液晶面板价格开始直线下行,行业形势一落千丈。京东方截至年底的财报显示,2005年公司亏损达16亿元,这是自1993年公司成立以来出现的首次年度亏损。
沪派面板巨头上广电也在亏损的威胁中煎熬。尽管没有出现亏损,但是净利润也已下滑达90%以上。
2006年12月,在国家开发银行、信息产业部等的推动下,陷入经营困境的京东方、上广电,以及位于江苏昆山的龙腾光电3家企业宣布将各自旗下的5代线剥离出来,合并成立合资公司统一运营。“三合一”的计划被传得甚嚣尘上,液晶面板“国家队”呼之欲出。
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钟灿向《中国经济和信息化》记者回忆称,在资金链朝不保夕的行业低谷期,3家企业都对合并抱有很大期望。曾有坊间消息称,京东方、上广电、龙腾光电“三合一”计划完成后,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将向合并后的公司提供不少于10亿美元额度的资金支持。
就在马上要签署合同时,2007年上半年液晶价格突然出现回暖迹象。“大家都放慢了脚步,公司好不容易能挣到钱,当然先把钱赚了再说。”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秘书长梁新清回忆说。此后“三合一”计划无疾而终。
液晶面板“国家队”组建流产,让京东方和上广电都不得不重新考虑战略。京东方认为贸然上高世代线风险太大,于是决定建设投资规模较小的低世代线,在中小尺寸液晶面板市场做到最强,然后再向高世代线扩张。其走出的第一步是在成都建设一条4.5代线。而上广电则依旧围绕合资战略进行布局。2006年9月,原上广电NEC总经理周家春退休,由原上广电光电子总经理施岳志接任。施岳志空降企业后,从中国台湾带来一大批员工,并大量更换中国台湾供应商。
虽然不是建高世代生产线,但是成都4.5代线采取的融资模式对于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发展而言,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为后来京东方建设6代线和8.5代线以及华星光电的液晶面板生产线打开了一条融资通道。
此前,北京市政府借款28亿元给京东方以支持5代线建设。在后来遭遇资金困难时,京东方提出将借款转成京东方集团的股份,一方面可以帮助京东方渡过难关,同时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资本市池收这笔资金。北京市政府同意了京东方提出的这个办法。这一方式为京东方展现了一条融资新出路:向政府或者特定的“战略投资者”增发股票以获得足够的资本金。
这种债转股的策略在如今看来十分平常,但其出现在2006年风雨飘摇的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中,却挽救了危机中的京东方,使这个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液晶面板企业等到了2007年的难得赢利,也使“政府投资、市朝运作”的面板业独有的发展模式逐渐形成。
2008规模战
沪派企业倒下,液晶面板产业规模战开打,“产能过剩论”抬头。
“忽喇喇似大厦倾”,经过2007年上半年短暂的好光景后,液晶周期的过山车效应持续发酵,全球液晶面板价格崩盘。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面板业进入亏损下滑道,这一亏损连续近5个年头。
这一年年底,上广电高层集体换届,施岳志提出辞职,由上广电电子股份公司总裁顾伟民接任。两次换帅造成的人事动荡和管理混乱,让刚刚投产3年的5代线一直在巨亏中度日。最终在高额设备折旧、高价进口原材料、产品缺乏竞争力、人事动荡以及技术依靠日本NEC的五重打击下,上广电NEC的“引进-合资”模式走上了穷途末路,只有日本三井财团在其中成为最终的获益者,韩国、中国台湾厂商则少了一个潜在竞争对手。
同样是在2007年,在“聚龙计划”中铩羽而归的TCL不甘示弱,与夏普合作破裂后,转而寻求与韩系面板厂商合作。当年,TCL与韩国三星签署技术合作协议,在三星的技术支持下建设液晶模组厂。同年4月,“三合一”失败后唯一一家没有上市的面板巨头龙腾光电增资8.7亿美元扩产的方案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通过。坊间亦有消息称,龙腾光电有意借壳上市。
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甫一抬头,再遭重创。2008年,奇美、友达、华映光电、LGD等相继收缩战线备战寒冬。
2008年,京东方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出口艰难的关键时刻意外发动了规模战。这一年3月,京东方成都TFT-LCD4.5代线开工建设,在此后5年内,京东方在TFT-LCD领域总共投了500多亿元实施扩张计划。扩张背后的逻辑,陈炎顺的解释是京东方要化行业低谷为企业成长机会。
从2009年开始,中国大陆市场对液晶面板的需求急剧增长。2009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连续两次组织中国大陆九大彩电厂商赴中国台湾采购液晶面板,总金额高达44亿美元,总量超过1200万片。此举甚至一度被评价为“将中国台湾企业拉出了金融危机泥沼”。
主管部门也意识到大尺寸屏幕需求急剧扩大这一现象。2009年底,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发布的一份名为《2010~2012年平板显示产业发展规划》的文件中,也提出面板生产正步入大尺寸时代,要重点支持6代以上TFT-LCD面板生产线等。
当年2月份,韩国企业突然以现金向中国台湾广达、奇美采购了400万片库存,并签署2009年度采购协议,这种控制市场供应量的行为,立刻让中国大陆面板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同时韩国企业压缩对华液晶出口量,开始涨价。接下来的6个月面板价格涨幅达到了30%以上,导致中国大陆彩电企业再次陷入困境。中国台湾企业坐视这种局面,跟进控制产量,从中获利。
而京东方所扩张的生产线投产后改变了所有业内玩家的心态,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长达4年的规模竞赛也由此开始。夏普、三星、LG、奇美等企业纷纷宣布放弃封锁战略,要在中国大陆建设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深天马、龙腾光电和TCL都加足了马力开始新建、扩建产能。
此前与三星在液晶模组项目上的成功合作,给了TCL管理层巨大的信心,同时也使他们熟悉了液晶面板行业,在业内建立起了人脉关系。在向外国企业购买生产线的设想走入死胡同后,TCL找到一名资深的中国台湾技术管理者——曾经的奇美电子电视面板事业处总处长陈立宜按照自主建线的需要招募了一支由100多名有经验的中国台湾工程师组成的技术团队。在这一条件下,TCL向深圳市政府提出了自主建设一条8.5代线的方案,并迅速获得了实施。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能过剩的论调开始不胫而走,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并在对外口径中谨慎地用“投资过热”或“结构性过剩”来形容。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彭红兵向本刊记者回忆称:“2009年,工业和信息化部明确提出要求,所有在我国大陆投资建设的高世代TFT-LCD面板项目,需要由国家投资主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进行综合性、对比性审查。”
2010年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收回了液晶面板项目审批权。在此之前,北京京东方、昆山龙飞光电、深圳华星光电3条高世代液晶生产线已经获批,尚待审批的南京中电熊猫夏普、广州LG、合肥京东方、苏州三星和成都富士康5条高世代线的争夺战就成了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瞩目的焦点,而主管部门决定只批准两个新增项目。
2010大逆转
中国大陆大尺寸液晶面板产能开始释放,彻底撕开产业封锁,为日后全球产业格局调整埋下伏笔。
2010年是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的反转时刻,大中尺寸液晶电视面板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永远成为历史。
这一年10月,合肥平板显示产业基地——中国大陆首条第6代TFT-LCD生产线正式量产。这是中国大陆自主建设的首条高世代线,京东方仅用18个月时间的建设周期,创造了全球6代线建设的最快速度。
这一年,液晶面板领域大规模的产能扩充迎来第二个高潮,也是液晶面板大尺寸产品产能扩充的最高峰。深圳华星光电第8.5代TFT-LCD项目在深圳市光明新区正式开工,三星、LGD8.5代线项目均获批。[page]
事实上,自从京东方合肥6代线开工后,在金融海啸中停顿下来的夏普10代线、三星和LG的8代线、友达和奇美的8.5代线都恢复了建设。同时,夏普、LG、三星、友达、奇美开始前往中国大陆与各级政府积极接触,探讨在大陆建线的可能性。
2010年全球液晶面板出货量达到了6.65亿片,实现了26%的同比增长幅度。据DisplaySearch统计数据显示,LG压倒三星成为2010年全球大尺寸液晶面板之王,其总市场份额为25.9%,三星拿下了22.9%的份额,友达则凭借16.8%的市场份额名列第三,奇美的市场份额为16.5%排名第四,夏普是全球第五名,京东方的规模位列全球第十位。
2010年前的液晶面板产业,中国大陆企业仍然没能走出“新兵训练营”,参与高段位竞争。韩国一直是大尺寸TFT-LCD的最大生产国,产量接近全球一半,随后是中国台湾,占全球总产量的40%,而日本在6代、8代和10代线上有着强大优势。
合肥6代线的快速量产,使京东方获得了与全球液晶面板巨头同台较量的资本,其扩张的步伐也借势驶入快车道。两年后,京东方取代了夏普的位置,一举挤入全球五强。
中日TFT-LCD面板产业形式发生了逆转。2011年第二季度,日本大尺寸TFT-LCD面板月产量由320万片减到230万片,中国大陆则由270万片提高到340万片。从第三季度开始,中国大陆地区大尺寸TFT-LCD产能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TFT-LCD产地。中国大陆液晶面板的国际地位在这一年开始弯道超车。
很显然,中国大陆是一个巨大的市常全球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的年需求约为24亿片,显示器面板需求超过2亿片,液晶电视面板需求超过1亿片,中国大陆市场占比达到了20%。中国大陆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基地,全球约70%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80%的显示器、60%的电视机都在中国大陆制造。
2013形象错位
该不该忍受液晶面板业亏损?在产业使命与资本市场之间如何找到平衡?
自京东方发动规模战至今的5年时间里,围绕在其身上的质疑时有出现,尤其是在资本市常2000年年底在A股上市以来,京东方的累计亏损金额超过80亿元,累计分红金额只有1.18亿元,最近的一次分红在7年前。
陈炎顺坦言,10年前,京东方凭借一场收购打开了局面,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由此赢得了尊严。目前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已拥有完整的技术,且无论规模还是创新实力都已超过日本,直追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成就产业界都明白,但资本界显然对京东方有很多误读。”陈炎顺说。
京东方副总裁张宇也承认,京东方的确短期内没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多的回报,“但任何产业都要遵守发展规律。中国大陆投资界流行的方便面文化仍然存在,短期没有收到实效就会很着急。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这可以理解。但是,要培育战略性产业,使其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需要产业基金的支持。这类基金应该不重视短期投资行为,而是着眼于10~1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收益,与国家培育大公司的战略相呼应。”
究其根本,这种“产业形象与资本形象错位”现状,正是由中国大陆液晶面板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所导致——产业的投资回报周期较长,故而通常采取着眼于长远发展的政府主导投资模式,同时短期内又必须在资本市场融资,进行市朝运作。
“拥有强大的政府投资又要按照市朝运作,这是京东方成功也是遭质疑的关键点,我们是钢丝上的舞者。”陈炎顺说。
2011年上半年,鄂尔多斯市政府答应配置给京东方一个不低于10亿吨储量的煤矿,主要用于在鄂尔多斯投资5.5代AM-OLED有机发光显示器件生产线。煤矿配置的做法直接让质疑的矛头对准了京东方——这一年京东方亏损12.15亿元。
“亏损肯定是不正常的,不管用谁的钱,但是这个产业对中国大陆太重要了。如果中国大陆没有企业做面板,一年500多亿美元的进口额,中国大陆电子工业将是什么状况?我们起步晚,京东方做5代线的时候,产能连1%都不到,不亏才怪。现在把控能力强了,才有了2012年的赢利。”张百哲如此认为。
东旭集团副总裁王建强认为,近几年面板产业都在亏损,原因在于核心设备以及核心材料成本偏高。比如液晶玻璃,8.5代线面板用的玻璃中国大陆不能生产,小尺寸的产量也很少。“在显示设备上,国家在资金上支持企业创新制造,但这需要一个过程,同时面板产业投资金额是比较大的。
”王建强说。
同样令人侧目的还有另一组数据。截至去年,京东方上市10年完成4次融资,累计融资额高达171亿元,而其他资金主要由银行贷款与政府支持:合肥6代线中,有30亿元是合肥市政府旗下投资公司直接出资;北京8代线,北京市政府直接投资85亿元作为启动资金,后来又通过定向增发的方式注资45亿元。
这种模式是液晶面板行业阶段性选择还是最优化选择?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液晶分会秘书长梁新清认为,这是阶段性的选择,中国大陆的特殊情况导致地方政府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划,在政策、土地、基础设施建设上都应给与支持。即便不引进国内公司也会引进国外公司,像南京就在跟夏普合作。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产业正在快速发展,信息消费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种种信号都预示著作为信息消费底层支撑产业的液晶面板已经到了收割期。这个产业接下来会逐渐提高市朝程度,从量的竞争转变为质的竞争。”梁新清说,“这个产业用了十年时间证明了自己,它不应该一直处于自我辩解的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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