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汽车城的兴衰史，老工业城市如何得以自救？

城市动能

1956 年 7 月 13 日，国产第一辆解放牌 4 吨载货汽车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顺利下线，结束了中国不能批量制造汽车的历史。
 

一汽的建成，带动长春工业建设迅速发展，为整个东北老工业基地扎下坚实根基。「单位制」的雏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孵育出来的，以此为特征的「吉林经验」被复制到全国，成为中国独有的企业组织形式，对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影响深远。

喝到单位制头啖汤的长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交出令人瞩目的成绩单：

1956 年 10 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并通过了国家验收，厂区面积超过 150 公顷，拥有工艺设备 7552 台。厂区建有一座 24000 千瓦发电能力的热电站、10 座大型煤气锅炉、以及 8 套大型空气压缩机——原定四年建成的一汽，提前整整一年竣工投产，超额完成「一五计划」目标。
 

上世纪 80 年代，改革的春风扑面吹来，率先在市场经济中弄潮逐浪的南方城市迅速发展，长春等老工业基地却积重难返，曾经的「东北辉煌」成为国人揪心的「东北现象」。
 

当年受惠多深，今日包袱就有多沉。如今长春面对的不仅是「铁锈带」的全球性难题，还有自己的地域困惑。走出东北的年轻人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退比作「鲸落」，其中也寄寓着他们对家乡美好的期望——「巨鲸落，万物生」。
 

这是百废待兴的意思，旧的秩序破碎，给新生事物腾挪空间。

1、计划年代的「吉林经验」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田毅鹏教授把单位制称为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巨大的「空间重组」，其中既包括地理空间的变化，也包括社会关系和社会控制体系的重构。
 

计划经济年代的单位制在中国盛行，既有中国本土革命的经验惯性，也有苏联因素的影响。
 

东北解放初期，借助战争年代在根据地实行的「公家制」、「供给制」管理经验，我党逐步总结出一套接收和管理城市的方法；日后在如火如荼的工业建设中，又学习借鉴苏联「一长制」模式，将两方面经验同时引入到国有企业的管理之中，成为单位制的经验基础。
 

需要承认的是，单位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年代里，的确能够激发出惊人的组织动员和保障能力。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在当时条件下筹划建设一座现代化的汽车制造厂，配套的电力供应、钢材供应、铁路运输等基础条件都是不小的考验。基于政局稳定、毗邻苏联等原因，长春最终被选定为中国第一座汽车制造厂的建设基地。
 

确定了选址，紧接而来的是资金、技术、设备、人员等问题。而受限于当时的交通运输、生活配套等条件，这些要素的集合和安排，都由单位里的「大家长」统一计划调配。
 

技术和设备由单位出面与苏联方面对接，人员则由单位派遣至斯大林汽车厂培训，其中派出的共九批 518 名实习生，日后都成为了中国汽车工业领域的骨干人才，有的甚至成为国家领导人。
 

在斯大林汽车厂的一汽实习生（右二为江泽民）

为配合汽车生产，长春从 1954 年开始建立配套工厂，包括汽车修配厂、随车工具厂、小五金厂、机械厂、电木厂等。这些如今我们称之为「供应链」的配套体系，无一例外是在计划指令下建成的。

围绕着汽车，这里已然形成了一座城中城。「一五计划」期间，长春诞生了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长春机车厂、长春拖拉机厂。日后这座车城，相继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第一辆轨道客车、第一辆有轨电车、第一列地铁列车、第一辆磁悬浮列车……
 

「一五计划」前后长春工业总产值结构变化

伴随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单位制这个在东北孵育出来的国有企业组织形态迅速复制推广到全国。1953 至 1957 年间，中央政府各部门直接管理的工业企业数大大增加，从最初的 2800 多个增长到 9300 多个。
 

上世纪 60 年代中苏交恶，大量东北企业迁往三线，单位制在大西南和大西北的高山大川里被继续发扬光大，一个企业「经营」一座小镇、甚至一座小城的情况比比皆是。
 

汶川地震中受灾严重的四川绵竹汉旺镇，
是东方汽轮机厂的旧址所在地，
也是三线建设中「工厂办小镇」的典型。

依靠单位制为核心的「吉林经验」，长春迎来了共和国工业史上的高光时刻，而曾经的荣耀和勋章，往往是人们最难割弃的情怀。
 

上世纪 80 年代初，当改革春风吹来时，以「灵活」为基本特点的市场经济在南方城市里悄悄生根发芽，然而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却难以找到播种的土壤。除了地理位置不占优势外，早已习惯将单位制作为生产要素配置方式的东北转身困难，陷入尾大不掉、亦步亦趋的尴尬境地。
 

1990 年，黑龙江、辽宁和吉林工业增长率分别排名全国倒数第二、第四、第五。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与经济增长掉队并行交错的，还有社会变革带来的剧痛：单位制分崩离析、国企工人下岗、本地人才外流……

2、成也单位，衰也单位

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单位制是落后的中国工业超英赶美的组织机器。生产指标靠国家指令性计划、产品销售靠商业部门收购、原材料靠物资部门供应、企业亏损靠财政补贴。国家通过单位管理个人，以确保物资、人员、时间实现高效率调配。
 

在资源匮乏时期，动员能力极强的单位制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以此培养出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初步建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然而这种集中资源办企业，「企业办社会」的生产要素调配方式，却与后来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
 

一汽的「单位大院」：东风大街两侧仿苏式红楼

全能政府的下一级是「全能单位」。单位取代社区和街道，执行社会基层治理任务。生产和生活高度一体化，吃喝拉撒婚丧生子全部都由单位解决国企包办。工厂大院里「除了火葬场，什么都有」，甚至两口子闹别扭，妻子第一时间寻求帮助的不是娘家人，而是单位。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写道：

「那时的国营和集体企业都是一些可怕的庞然大物，很多大型国有工厂几乎具备一切的社会功能。」
 

单位制还代表着高度集体化、平均化、熟人化的社会生态。集体化和平均化的普遍结果是缺乏激励、扼杀创新。而熟人化则带来了另外一种社会风气——办什么事都要找人，「托关系解决问题」而不是「按规则解决问题」。
 

1993 年，北京大学路风教授曾在《中国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形成》一文中写道：
 

「在单位体制下，个人首创精神、社会组织自治权和市场机制销声匿迹。」
 

当工业生产、社会福利、基层社会治理三座大山压诸其身，企业效益又跟不上时，单位已经不堪重负。与此同时，「社会和个人完全淹没于单位之中」，所有市场要素封闭在单位内部，社会缺乏流动性。工厂里的岗位是可以继承的，一家三代在一个工厂甚至沿袭同一个岗位的现象并不稀奇。
 

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国企改革深入进行，单位制逐渐淹没于历史大浪，但它对东北的影响始终不曾消弭。改革后的企业不仅是铁饭碗没了，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坍塌。正如网友在论坛里写到：
 

「这么多年没少说厂里坏话，但机器真正停下的那一刻，心里舍不得。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没单位的人了」。
 

2011 年上映的电影《钢的琴》，
以那个时期的东北城市为背景。

3、巨鲸落下，长春能否迎来万物生？

从世界范围来看，长春等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落并不是孤例，而是全球钢铁工业时代由盛转衰的缩影。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欧美国家科技工业崛起，传统重工业逐渐空心化，钢铁、汽车、化工主导的传统工业区纷纷走向衰落。最初是美国五大湖一带，后来逐渐延伸到美国底特律、德国鲁尔区、法国洛林、伦敦伯明翰等地。这些代表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就巅峰的老工业区，工厂被废弃、机器布满铁锈，由此得名「铁锈带」（Rust Belt）。
 

底特律的火车墓地

其中，德国鲁尔区的转型堪称教科书式的范例——迈开科技、文旅两条腿，将驱动发展的传统工业换档为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技术等新兴工业，同时在老工业遗址基础上发展工业旅游，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底特律则基于传统汽车工业留下的底子，开始押注智能驾驶、车联网等前沿技术，朝着打造「下一个硅谷」的方向迈进。
 

「铁锈带」的转型有各自际遇和内生动力，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共性：将历史包袱转化为新一轮发展的基础，以科技驱动，整合区域存量资源，构建多元化的产业体系。
 

2017 年，北大国发院院长、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带领团队在吉林调研，用一年时间写出《吉林报告》，建议吉林模仿台湾的发展模式，弥补消费和轻工业的短板。报告出炉后引发全国大讨论，其中不乏激烈批评的声音。反对者认为，东北的症结不在产业结构，而在体制和营商环境。
 

同一年，前长安少帅、新任一汽董事长的徐留平，与一汽红旗订下三年之约——到 2020 年实现销量 10 万台级，再造一个新红旗！
 

这个在当时国人眼里看来近乎天方夜谭的目标，却被徐留平提前一年实现。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红旗品牌年销量从 2017 年的 4702 辆增长到 2019 年的 100166 辆，三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77%。在汽车市场一片萧瑟的大环境下，红旗却逆势创造了月销售过万的奇迹。而在徐留平上任的前三年，红旗平均年销量不足 5000 台。
 

月销售过万意味着红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图腾，而走进大众生活，成为具有市场属性的商品。人们在社交平台上感慨：
 

「红旗这个没落大哥，终于肯放下架子支摊做生意了。」
 

与红旗销量暴涨同样备受关注的是徐留平改革引发的诸多争议，他主导的一汽改革，挥刀而向的恰恰是单位制遗留产物。例如全员「起立」，万人重新竞聘上岗；例如打破原来封闭的供应商体系，压低价格；例如亲手把红旗拉下高台，让它充分参与市场竞争……
 

这些改革带来了红旗的重生，也触动了相当一部分「老一汽人」的利益。

徐留平与红旗

单位制消弭的前提在于社区治理职能的健全与发展，让生产的归生产，社区的归社区。一汽等老国企敢于大刀阔斧清除单位制残留束缚的底气，来源于长春政府不断推动的社区治理能力建设。
 

2005 年，前长春市市长祝业精曾在一篇内参文章中写道：
 

「社区建设基础平台的建成，极大的强化了城市基层的承载能力，为我们转变政府职能、加快国企转制、降低社会风险、解决社会问题、构建和谐长春提供了有利条件。」

今年 7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春，先后去到长山花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了解基层社会治理情况，并考察了依托社区而建的吉林长春社区干部学院。

同时松绑的还有长春的营商环境。政务环境改善、办事流程优化带来的新风气是「办事不求人、规则无偏见、投资有商机」。

2018 年，即将爆破拆除的长春东方大剧院。

当传统单位制时代单一的市场模态被打破，如今的长春已经开始逐步形成开放和多元化的现代企业生态。2018 年，长春市新认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387 户、科技型「小巨人」企业 316 户，创历年新高；纳入「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信息库」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达 600 户。
 

鲸落之后的长春，已经初步显现万物新生的迹象。

4、新「单位制」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长春等老工业城市的传统国企在拼命甩掉单位制包袱之时，南方的一些民营企业却仿佛有重回「单位制」的迹象。
 

经济衰退带来的人才流失，是如今长春等东北老工业城市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而在计划经济年代，吃惯了社会主义大锅饭的单位人，却是想赶也赶不走的。
 

传统单位制的生活场景是这样的：冷了去职工澡堂，热了去领冰棍；过节了单位发猪肉，无聊了厂里放电影；孩子读书去子弟学校，看病拿药去职工医院；干了几十年退休后，子女可以继承职位；哪天驾鹤西去，单位还得派几个人帮着料理后事。
 

在一汽最辉煌的年代里，工厂大院里的人几乎个个走路带风，住在苏式建筑里的家属院里，「厂内女不嫁厂外郎」，让普通市民颇为羡慕。老一辈东北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
 

「赚一个亿都不如在体制内有个工作」。
 

这个「无所不能」的组织带给员工的自豪感和归属感，是如今世界 500 强企业也难以望其项背的。
 

或许正是这种「大集体」的生活方式，也给了如今许多民营企业启发，他们开始算起了另一笔账：如何更加经济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例如通过给员工提供全方位的生活便利，以最大限度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有实力的企业开始自己「办社会」。例如杭州的阿里巴巴和网易、深圳的腾讯和华为等——高规格的餐厅、健身房、电影院、咖啡馆、员工宿舍只是基本配置，不少企业已经将对员工的「关爱」从个人延伸至家庭，甚至包括家庭医疗和子女教育等。
 

这种新型「小社会」以华为的松山湖小镇最为亮眼，这座仿照欧洲小镇傍湖而建的超大型园区，集工作、生活、休闲、娱乐为一体，园内小火车免费接驳，华丽程度碾压绝大多数主题公园。
 

华为松山湖欧洲小镇

分布于小镇内的中西餐厅、咖啡厅，以较为优惠的价格租赁给离退休员工或员工家属，由他们按市场化方式经营，自负亏盈。当然，也有其它企业采取补贴方式，由公司自建餐饮区，免费或低价为员工提供各类餐食，例如号称「一日五餐」的网易等。
 

不过相对餐饮，更大的福利体现在住宿上。早在 2012 年，华为就在深圳总部附近建设员工保障性住房，以不到市场价 1/2 的价格出租给员工。小米则在金山软件海新园区为员工提供海景房宿舍。格力铁娘子董明珠不止一次表示，要掏钱让每一位格力员工享受两室一厅的待遇。而刘强东在宿迁发火的视频更是曾经火遍全网：
 

「不仅要让快递员的收入比县长高，还必须要让兄弟们都能住上高级单人公寓，子女就读宿迁最好的学校。」
 

但毕竟不是每一家企业都有这样的财力。另一种更为常见的情况则是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投入，打造各类设施配套齐全的产业园区、产业新城，以吸引潜力公司入驻。这种情况在沿海经济发达城市里已经屡见不鲜。
 

提供优渥的福利，改善员工生产和生活条件，「单位制」正在经济结构演化的另外一端被重新拾起并焕发生机。
 

与 70 年前由国企大包大揽的糊涂账不同，「新单位制」归根到底还是一笔经济账，二者的本质差别在于对生产要素的调配方式，前者是计划高于市场，后者是市场高于计划。
 

两个不同时代的社会管理结构

1944 年，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分析了市场经济与社会系统之间「嵌」和「脱」的微妙关系。卡尔·波兰尼认为，在 19 世纪之前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市场、经济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嵌入」于整体社会关系之中的。但自 19 世纪以后，随着自发调节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长期稳定的社会结构逐渐被打破,「脱嵌」的市场开始逐渐脱离乃至凌驾于社会之上——市场由「嵌」到「脱」的过程，也是市场、市场经济、市场社会的演化过程。
 

翻译成中国当下的语言，就是「不破不立」：打破「大乱炖」的铁锅，让一切配置之手回归本位——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

参考文献：

[1] 路风《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1989

[2] 田毅鹏《「典型单位制」的起源和形成》，2007

[3] 任保平《衰退工业区的产业重建与政策选择：德国鲁尔区的案例》，2007

[4] 洪向华 石建国《「一五」计划：新中国工业化的奠基之作》，2019

[5] 刘亦师《近代长春城市发展历史研究》，2006

[6] 范恒光《「长子」的荣光与艰难》，2018

[7] 《长春市志·总志》，2000

[8] 唐天正《长春市社会工作发展十年报告(2006-2016)》，2017

[9]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2007

[10] 宋楠《「人事即政治 梳理供应商 重塑红旗品牌」徐留平的三板斧》，2018

[11] 长春日报《科技创新引领长春市民企高质量发展》，2018

[12] 地球知识局《美国东北老工业重镇，正在复活》，2019

[13] 卡尔·波兰尼《大转折》，1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