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强北山寨机“败退”：转型遭遇困局

    冬日的深圳，阳光斜照在赛格广场的玻璃幕墙上，偶有一阵冷风穿过笔直的华强北街。上午10点的街道上，车鸣声四起，数十个电子卖场相继开张，一些胆大心细的水客也闪现在街道的角落里，假发票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82岁的马福元，此时端坐在楼上办公桌前，俯视着楼下发生的一切。27年前，马福元受中央部委的委托，在华强北创办深圳电子集团(赛格集团前身)，一手开启了华强北商圈的繁荣进程。如今，当华强北这艘“电子航母”，遭遇到了产业升级换代的困扰时，这位高龄老人再度陷入忧思……

　　在赛格广场的东南角，中电大厦内的郭建似乎也有些坐立不安。郭建如今是深圳中电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深圳中电)的董事总经理，他所领导的深圳中电，是最早进入华强北的中央企业之一，被誉为华强北的“拓荒牛”。

　　自去年以来，关于华强北转型升级的话题逐渐升温，郭建希望他的公司能在华强北此轮改建过程中再度成为时代的领跑者。他的方案已经提出，但尚未得到政府的拍板。“华强北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现在政府和企业都很着急，但都举棋不定。”

　　草创光阴

　　“当时深南路两侧几乎都是一片荒丘与水田，不仅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通讯邮电设施，连最起码的工作生活条件都不具备。”

　　华强北商圈位于上步路与华富路并行簇拥的中间地带，行走在这里的任何一个逼仄的巷道，随处都可以看到数十个电子卖场，密密匝匝地分布在两边。场内，每一寸空间都被分割成了无数个柜台，宛如巨大的人造蜂巢。

　　在一本名为《深圳财富传奇占领华强北》的书中，作者曾这样描述这条街：“华强北街30年前是深圳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街，甚至算不上一条街，只不过是上步工业区的一条厂区马路而已。但是，在深圳30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华强北街神奇地崛起，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成为有世界影响的电子商业街。”

　　不过好景不长。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衰退、珠三角制造业局部萎缩、电子商务的冲击，华强北电子街正面临转型的压力。手机市场的繁荣，曾一度带火了华强北，但也让它戴上了“山寨一条街”的帽子。去年开展的“三打两建”行动，让大批山寨手机厂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空铺潮”成了公众挂在嘴边的话题。

　　过去30年，华强北究竟发生了什么，又为何会形成今天的种种麻烦？赛格集团创始人、公司首任董事长马福元，在自己的办公桌前不时地思考与凝望。在室内的安宁与窗外的沸腾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深圳电子信息产业草创的时光，被拉近眼前……

　　华强北的历史要溯源到中航技(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79年，是国防工办下属企业。当年12月，王震亲自率领国防工办主任洪学智及其下属的航空工业部、七机部、八机部、电子工业部、兵器工业部20余位部领导来深圳考察。当时，深圳市的中心仍在罗湖，华强北一带属郊区。

　　据一些早期来华强北的商人介绍，“当时深南路两侧几乎都是一片荒丘与水田，不仅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通讯邮电设施，连最起码的工作生活条件都不具备。”彼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中央确立了实施改革开放的总路线。一些部属企业为了落地政策，纷纷将一些工厂搬迁至这座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除此之外，中央部属企业布局深圳还有其他考虑。据马福元介绍，由于深圳具有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更重要的是比邻香港，很多国际先进的技术和零部件，都可以通过罗湖桥引进内地，进而打破西方对华技术封锁。因此电子业拓荒深圳，也是国家的战略考虑。

　　而对于年轻的深圳来说，国防工办的资源支持必将成为特区建设的一大动力。3年后的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市城市建设规划委员会，果断决定依托国防工办的资源支持，在华强北路一带规划一个以电子工业和来料加工工厂为主的工业区──上步工业区。原电子工业部、兵器部、航空局、广东省电子局等单位首先进驻这里，建起了一批电子工业龙头企业。

　　如今广为人熟知的深圳电子总公司(赛格集团的前身)、CEC中电电子及京华电子、华发电子等，都是那时建立的大型工厂。但当时并没有华强北的概念，上步工业区还是一个以电子工业生产为主、来料加工的三来一补企业为辅的工业园区，瞄准的是台湾和香港蓬勃发展的电子业。

　　“擦边球”之术

　　“早期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善，泥沙俱下，给华强北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为日后的不规范经营埋下了隐患。”

　　据马福元介绍，随着电子工业发展，1988年，桑达、华强、康佳、宝华等117家企业组成的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正式更名为深圳市赛格集团公司。赛格以敏锐的嗅觉捕捉到了电子元器件市场的先机，希望为这里的一些没有元器件配额采购指标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个交易市场，并通过市场经济手段，带动产业勃兴。

　　1988年3月28日，赛格电子市场在华强北正式开业，由来自全国的160多家厂商和10多家港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很快配套市场越办越红火，华强北也从工厂区变成了一个电子交易市场。“电子配套市场里设有各类展销摊位，国内外客商可以在这里买进，也可以将自己的产品拿到这里来展销。”

　　“配套市场的出现，对于华强北、深圳乃至全国的电子产业，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深圳的电子元器件供销突破了计划分配的模式。”马福元说，在那之后，深圳的电子中小企业，因为有了配套支持，发展如鱼得水，进而为日后“中国电子第一街”奠定了基础。

　　不过，谈及这段历史时，马福元既自豪又坦言自己是在“打擦边球”。由于电子配件市场上，许多芯片和电子元器件是从香港走私进来，偷税漏税在华强北逐渐泛滥。华强北的第一批“水货”由此出现，假发票的问题也随之而来。一些业内人士分析：“早期的市场经济并不完善，泥沙俱下，给华强北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为日后的不规范经营埋下了隐患。”

　　随着电子配套市场的诞生，企业利润有了明显改善，为了扩大经营，一批批高楼在华强北拔地而起，同时，华强北的电子业态也在逐步深化。“配套市场让这个地段慢慢兴旺，摆摊的人越来越多，旧工业厂房逐渐以更高的租金租给个体商户，进而出现制造业外迁潮，为电子消费类商业创造了空间。”郭建说。

　　据一些早期商人回忆：“当年华强电子世界正式招商的那几天，商铺登记处的窗口外排起了500米的队伍，有人看正常排队拿不到铺位，就出高价收购二手铺位，开始出现了炒作铺位的现象。”当年甚至有人不在华强北开铺，单靠倒卖铺位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任何一个商家都不可能拿到一个大的面积，因为租金太高。现在看到的蜂巢式的格子铺，就是那时候疯狂扩张形成的。”深圳新亚洲电子商城经理张承栋回忆，当年公司建立之初，原本要建成百货大楼，后来发现与周边业态不匹配，果断将公司的一期、二期工程全部改成了电子元器件销售市场，成效明显。

　　据统计，目前华强北商圈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却聚集了电子专业市场27家，市场经营面积46万平方米，电子产品经营商家近3万家。这里每天的客流量约50万人次，商户实现年交易额可达370多亿元，已经发展成为我国乃至亚洲最大的电子信息产品集散地。

　　电子产业的高歌猛进，让整个商圈聚集了人气。1994年，万佳百货(华润万家前身)进驻华强北，成为华强北业态多元化迈出的标志性一步，也影响到其今后十余年的发展定位。截至1998年，华强北聚集了赛格电子市场、万佳百货、顺电、万商、女人世界、男人世界等一批商贸企业，整个街道开始从专业电子市场，向电子和商贸多元业态的现代商贸区转型。

　　山寨来袭

　　一开始，生产厂家不敢在产品上标注产地，只能印上“S(深)Z(圳)”两个字母，久而久之便被坊间喊成了“山(Shan)寨(Zhai)”。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华强北商圈逐渐驶入发展的黄金期，一大批百万、千万富翁从这里走出。然而17岁就来深圳打拼的林建华，却在此时遭遇了人生的一次挫折，他在华发北路上开设的一家小商场，因为种种原因关门歇业了。

　　之后，他又租下桑达电子公司的宿舍楼一楼门面，开起了一个小排档，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明香酒楼。凭借明香酒楼，林建华的生意越做越大，又相继拿到更多的物业，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决定进入一个自己从未涉足的崭新领域──手机市场。2005年9月，一座位于华强北核心区的高楼拔地而起，华强北手机业黑马──明通数码城诞生。

　　当年，内地手机业市场尚未饱和，市场需求巨大，加上国家发改委将以前的手机生产审批制改为核准制(2007年，核准制也一并取消)，这就大大降低了手机制造商人的入行门槛，林建华预计会有越来越多的小公司加入手机生产商行列，这将极大带动手机专业市场。于是，明通数码城一期、二期迅速完工开业。

　　据华强北一些手机商家回忆，在2005年到2007年间，随着国家政策变得更加宽松，华强北的半条街几乎都开始经营手机，恰在这个时候，手机生产技术领域也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2003年底，台湾联发科手机芯片量产出货，这款被业内称为“Turn Key”(交钥匙)的低价芯片解决方案，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将摄像、MP3、视频、触摸屏等多种功能全部集成于手机芯片之上。厂商采用这一方案，只要加个电池和外壳就能生产手机。

　　此后，以热销手机为模仿对象的手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开始时，生产厂家不敢在产品上标注产地，只能印上“S(深)Z(圳)”两个字母，久而久之便被坊间喊成了“山(Shan)寨(Zhai)”。自此，华强北便和“山寨”二字结下了一段“孽缘”。

　　山寨手机因为成本低廉，既不需要入网检测，也不需要缴税，价格只有正牌手机的30%左右。而山寨手机在设计上也极富想像力，既可以做成一款车的模型，也可以做成一个玩具，在手机普及之初，深受年轻消费者的喜爱。

　　不过，随着手机普及率的逐渐提高，山寨机在繁荣五六年之后，形势急转直下。随着手机市场变成以换机为主的市场，顾客对质量的关注超过了对价格的关注。对于消费者而言，山寨手机质量难以保证，且价格不透明，随着正规手机品牌因激烈的内讧，导致价格迅速降低，山寨机连最后的“价格优势”也荡然无存，目前一台山寨机的利润空间平均不到1美元。

　　近年来，随着智能手机的兴起，功能型手机市场逐渐被压缩，山寨机市场更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过去的功能机很容易被模仿，因为技术门槛低。智能机的模仿门槛太高，过去的山寨厂商因此丧失市场阵地，这是产业的技术变革所带来的震荡作用。”郭建认为。

　　在业内人士看来，自华强北20多年前倒卖电子元器件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点点滴滴的技术模仿之路，山寨手机的出现加速了这一过程。在市场发展早期，因为这类产品价格低廉，带动了产业的快速起飞，但山寨产品侵犯知识产权，给市场经济带来了混乱，长期不利于提升整个华强北的品牌形象。

　　当前由于山寨产品厂商正处在产业洗牌时期，不巧又遭受“三打两建”的重创，目前已基本凋零，这也使得整个手机产业产生震荡。山寨厂商被清理过后，华强北空铺现象越发明显，加上现有商铺对于地铁建设封路的恐惧，20多年前一铺难求的火爆华强北，如今真正走到了十字路口。

　　该往何处去？

　　政府未来如何释放市场经济活力，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将成为华强北兴衰之根本，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仍在继续……

　　“30年前我们创造了‘中国电子第一街’的辉煌，30年后我们还要再大干一场。”马福元虽已82岁高龄，但对于华强北这片热土，仍然满怀激情。去年12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视察深圳，再次点燃了他心中的熊熊热火。

　　“下一个30年，我要花100亿打造国际电子商城，把全世界的商家，高端产品都吸引到这里来。”马福元的设想是，要把华强北改造成高端的商业中心，大规模引进外资以及国际先进电子技术。

　　在他看来，在过去的年代，深圳的电子工业是“踩着钢丝起步的”，因此累积了不少矛盾，如产业发展层次、法制化程度低等，过去由工业厂房改造成的旧街区，现在也与华强北的地位极不相称。“建设国际电子城，就是打造高端物业，走精品化道路，筑巢引凤。一旦商业层次上去了，走私行为也将得到清理。”马福元说。

　　事实上，关于华强北未来要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坊间一直存有争议。有观点认为，早年华强北一轮轮扩张，直接导致商铺林立，商品同质化严重，业态过于单一，因此“华强北应该做大型商业航空母舰，不能只卖电子、百货，可参考美国综合体的模式。”而一些当地工作多年的商界人士，则更愿意华强北继续强化“中国电子一条街”的特色，不妨通过街区面貌改造，产业就地升级，让商铺、商品往更高端的方向发展。

　　当年作为深圳电子产业桥头堡的深圳中电集团，也在华强北此轮改建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方案。该公司总经理郭建认为，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华强北下一轮的发展，若是局限在“高档商圈”、“城市综合体”等层面上，客观上是让华强北陷入了与其它“高档商圈”、“城市综合体”同质化竞争的境地，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华强北的灵魂。更为可取的发展方向应该是从“产业高地”的角度来审视和规划。

　　在他看来，华强北的优势在于不仅具有目前逐步辐射全球的、发达的商业(终端消费品)市场，同时还有健全的原材料市场，占据了产业链的首尾两端，服务于深圳乃至全国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而内地甚至国外一些电子产业集聚地大多不具备第二个市场，所以不具备做大产业、做大市场的条件。

　　因此，未来华强北应该定位于打造“中国信息谷”这一产业发展目标，就是说要彻底摆脱过去简单的“租柜台卖商品”的低端层面，转而从全产业链的高度，打造一个全新的电子产业高地。如果要“摆市场”，那也应该包括除了原来的原材料和终端市场外，还应设立服务于电子产业的方案设计市场、高端会展市场、产品展示体验市场和金融服务市场等。

　　所谓中国信息谷，郭建解释称，这是一个产业概念，指的是要汇集电子产业所有环节，就是说要把处于华强北原材料市场和终端市场之间的所有其他产业环节都填补完整，比如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信息发布、金融服务等等。“有些环节比如小额信贷、物流配送，目前华强北也存在，但较为零散、规模很小，不足以满足整个华强北产业发展的需求。”

　　“信息谷”被其视为一种产业集成概念。“对大企业来讲，可以在华强北释放其强大的产品、技术能力，而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来到华强北后，可以在这里找到产销流程中所有它需要的环节，不再需要东奔西跑，进而降低成本遏制产业流失。一旦华强北形成这样的产业集成高地之后，散落在国内其他城市的制造业企业、研发企业也可以能为我所用，进而把深圳电子产业做大做强。”郭建说。

　　据了解，目前坊间关于华强北改造，已经形成若干方案，不一而足。但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从赛格当年创办电子配套市场，到形成全国电子第一街，再到山寨横行和如今的空铺现象，华强北已被深深打上市场化的烙印。未来如何释放市场经济活力，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将成为华强北兴衰之根本，政府与企业的博弈仍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