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反垄断的新目标

    作为全球移动芯片领域的领跑者、一个击败英特尔的传奇，高通最近却因为国家发改委的一则反垄断调查通知而在中国陷入漩涡。

　　近年来，所有在华拥有不菲利益的跨国公司对脱胎于欧盟模式的中国反垄断法都不再陌生，无论是松下并购三洋电机，还是嘉能可与斯特拉塔合并，中国监管部门六个月起步的审视、度量和辅之长长十几页的备注（或是要求剥离部分业务，或是规定入华产品顶价），都是必不可少的路条。

　　当然，除了商务部，专司监管滥用市场垄断地位和定价联盟的国家发改委，似乎行事也更加自信。数月前六大乳业公司的罚单便是明证，仅美赞臣就奉上了3300万美元支票。

　　和它们相比，高通公司的情况貌似不同。首先，这家生于1985年的科技企业能在中国电信市场叱咤风云，原本就是政治博弈的产物。其最新财报显示，该公司248亿美元年营收中49%来自中国，而此前三年分别是29%、32%以及42%。

　　1999年4月围绕中国入世开始的电信市场谈判，就是从高通的CDMA标准输华开始的。在三年的拉锯战中，基于当时中国电信业的核心技术能力匮乏和缺乏竞争导致的低效率，最后才使得以信产部和国家计委为主的反对派做出了让步。

　　有两个细节值得多年后再翻箱拿出来加以品味。决策层参与最终调停的环节发生在高通公司于清华大学主办的某个研讨会上，高通创始人雅各布斯亦首次被中国最高层接见，而陪同者中还有时任高通董事、美国国家安全前顾问斯高可夫。显然，从国会山到华尔街自始至终都在倾力介入。此后，高通方面聘请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华裔教授顾蔚华为顾问，而顾之老父顾毓 ，不止在其专长的电机界世界闻名，更重要的，顾氏自称“三千弟子尽豪英”中最有成就的一位，位高至领导层。而这个特殊角色为太平洋两岸政经两界所熟知。

　　正是源于中国市场的发力，高通才得以与IBM、微软、谷歌、英特尔、甲骨文、思科和EMC一起构成美国IT八杰，进而成为美国主导全球虚拟市场的重要力量。

　　其实不必大惊小怪，2012年这个时间节点，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抛出五十多页的PDF报告，指来自中国的华为、中兴公司产品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更为吊诡的是，美方要求中国企业“自证清白”。有人猜测，思科公司是该事件的幕后推手。对于一个关乎大国全球竞争力的重点行业，政经互为护航从不鲜见。

　　当中移动主导的TD-LTE起步之际，高通试图通过其在核心专利部分不足15%的占比重演3G时代通吃一幕，华为、中兴、大唐这些同样在专利上提前布局的中资企业自然会有想法。即便中移动数年前鉴于自身研发能力的评估选择与高通结盟，而且在芯片采购中也将六成订单给了对方，但这并不表明这家拥有六亿多用户的电信运营商不想掌控更多话语权。以偌大4G市场为蛋糕，运营商、芯片商，乃至想在全球范围更多倾倒产能却受困于专利交换的中国手机制造商，急需在鸣哨开跑之前确立更主动的地位，而反垄断法中关于滥用市场垄断地位一条无疑是最好的突破口。

去过高通总部参观的外人，无不对该公司大门处由1395份专利证书构成的专利墙印象深刻，而这不过是其专利总数的十分之一，专利墙背后的“金币池”更是一种属于“美式”的坦诚。确实，雅各布斯家族不是十八世纪那个可怜的约翰·哈里森。后者举一生之力发明完善了航海钟，攻克了经度测量的难题从而使大航海时代进入高潮，而为了拿到专利奖励，约翰苦苦等了40年。而高通的专利授权却是公认的奶牛，不仅毛利率近90%，还贡献公司税前利润的70%。问题是，高通是否在专利变现中过于贪得无厌了？除了袍泽苹果公司，高通对于智能手机基于整机批发价百分之五的专利收费遍布产业链每个环节，特别是针对不同国家地区、不同企业的多重专利收费标准。

　　三年前，韩国以此为据对高通罚款2.36亿美元，中国国家发改委不会遗漏这一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