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中国裁员90%，原本收入丰厚、工作轻松的外资白领一夜之间失去了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小米公司员工发微博嘲讽去小米求职的原诺基亚员工，声称小米没有诺基亚那样“外企待遇，薪水高假期多工作少，基本不用干活儿”的好职位。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之子王思聪转发了这条微博，并炮轰小米：“小米抄袭都能抄出优越感？靠饥饿营销和假数据来骗脑残，你们除了抄和炒还会什么？”
小米一贯以低价发烧著称，其第三代产品小米3，硬件性能优秀，价格相对便宜，各种人性化的、中国化的操控也非常方便，不但好于原生的安卓，有些地方可以说胜过了苹果与三星。与此同时，小米也被指抄袭苹果，搞饥饿营销。
其实，小米不过是中国IT行业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离政府最远、离权力最远的行业。这个行业因辛劳、智慧、创新，以及残酷而激烈的竞争而蓬勃发展。毋庸讳言，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激烈竞争中野蛮生长起来的企业，往往也有残酷的一面，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床垫文化、狼性竞争流行。
另一方面，即便诺基亚中国存在员工涣散等问题，诺基亚的失败也并不是因为员工工作轻松，而是其高层在智能手机的大潮中判断失误，而小米成功的原因，也不是员工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而是“站在风口上,猪也会飞起来”。
手机、甚至IT行业发展到今天，现代的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发展到今天，员工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这样的血汗状态，已经不是企业创新、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别忘记了，同样以宽松著称的谷歌、微软仍然是世界一流企业。实际上，员工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更多的与企业的成本息息相关。
公允地说，这种状态甚至已经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国情之下，职场的普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无论如何，即使从人性最基本的趋利避害本能而言，也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状态，但是，我们却看到，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的小米员工反而引以为豪，并以此去嘲笑另一个企业的员工。
或许，一个可能的辩解是，小米员工具有更强的主人翁意识。不过，这个辩解却是无力的。衡量员工的主人翁地位，最公允的来源或许应该是股权。以狼性竞争、床垫文化闻名的华为，有一个神秘的厚达数厘米的册子，册子记录着约80000名持股员工的个人信息，根据一项“员工股票期权计划”，华为员工持有公司约99%的股份。与此同时，根据2012年金山软件向港交所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董事长雷军持有小米已发行股本的30%以上，而这一比例，在中国互联网企业中，也算是比较高的。当然，股权的结构并没有高尚与卑劣之分，每一个企业的股权都有其道理，不过，股权结构却与企业内部利润分配状态息息相关，某些情况下，是员工对于企业重要性的真正指标。
所以，如果发出这样的嘲讽的只是一个仅具雇用关系的普通员工，那么，他不过是误以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进而为自己“活比别人多，钱比别人少”的状态而自豪。
这也许违背常识，但并不奇怪。
1973年，在斯德哥尔摩，两名罪犯挟持四位银行职员与警方僵持了6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虽然威胁人质的生命，但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被解救之后，四名人质不但拒绝指控绑匪，还为他们筹措辩护资金，甚至，一名女职员还爱上劫匪，并与其订婚。社会学家认为，正是在短短的6天之内形成的这个小团体，使人质与绑匪产生了共命运的错觉，并将这种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在团队成功的时候，有时候，人难免有种身处集体的力量感，并产生一种身为主人翁的虚假错觉，正是凭借这种力量感与主人翁错觉，小米的员工嘲讽了诺基亚的求职者。
不过，这种身处集体的力量感与主人翁感，注定只是一个小小的泡沫，换一个场景，啪的一声，就破掉了。据说，在2013年小米的年终抽奖环节，几乎所有员工的抽奖心愿都是希望新的一年可以从制度上规定每周只上五天班，周六休息，让雷军等高管非常难堪。
从管理学上讲，员工目标与公司目标，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矛盾冲突的地方，好的管理就是协调（但绝非化解）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最大化地使个人目标与公司目标一致。换个角度来说，就是既有集体又有个人。不过，遗憾的是，很多企业却过度强调集体，拿起了集体主体这个武器，从洗发店的小妹跳集体舞，餐厅员工呼喊口号，到高大上的团队活动，其实质并无太大差异。在这种集体洗脑下，集体感就取代了个人目标，虚假的主人翁意识产生了，“干活多拿钱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要知道，老板搞团队建设的钱不是白花的。明明发钱皆大欢喜，为何还要搞费力不讨好的团队建设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不过，这一套过时了。
从大环境来看，中国的IT业有一种国家起飞阶段的特质，充满了希望、诱惑、集体主义下的拼死效力。但另一方面，90后、00后的一代人，背景更优裕，观念更现代，吃苦耐劳不再是理所当然，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对狼性文化、虚假主人翁意识的批判也加强了，值得高兴的是，懈怠与超高强度螺丝钉般的工作，都是创新的敌人，所以，这个过程，必然也是一个创新蓬发的过程，是由小米蜕变为谷歌的过程。
最后，祝愿给普通人带来优秀产品的小米人，也能过上普通人一样的周末，或者，像华为人一样累的小米人，也能拿到华为人一样的股权吧。
关键字：斯德哥尔摩 小米实例
引用地址：刘远举：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小米实例
小米一贯以低价发烧著称，其第三代产品小米3，硬件性能优秀，价格相对便宜，各种人性化的、中国化的操控也非常方便，不但好于原生的安卓，有些地方可以说胜过了苹果与三星。与此同时，小米也被指抄袭苹果，搞饥饿营销。
其实，小米不过是中国IT行业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离政府最远、离权力最远的行业。这个行业因辛劳、智慧、创新，以及残酷而激烈的竞争而蓬勃发展。毋庸讳言，在中国的大环境下，激烈竞争中野蛮生长起来的企业，往往也有残酷的一面，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床垫文化、狼性竞争流行。
另一方面，即便诺基亚中国存在员工涣散等问题，诺基亚的失败也并不是因为员工工作轻松，而是其高层在智能手机的大潮中判断失误，而小米成功的原因，也不是员工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而是“站在风口上,猪也会飞起来”。
手机、甚至IT行业发展到今天，现代的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发展到今天，员工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这样的血汗状态，已经不是企业创新、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别忘记了，同样以宽松著称的谷歌、微软仍然是世界一流企业。实际上，员工的高强度、长时间工作更多的与企业的成本息息相关。
公允地说，这种状态甚至已经不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国情之下，职场的普遍状态。但是，这种状态，无论如何，即使从人性最基本的趋利避害本能而言，也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状态，但是，我们却看到，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的小米员工反而引以为豪，并以此去嘲笑另一个企业的员工。
或许，一个可能的辩解是，小米员工具有更强的主人翁意识。不过，这个辩解却是无力的。衡量员工的主人翁地位，最公允的来源或许应该是股权。以狼性竞争、床垫文化闻名的华为，有一个神秘的厚达数厘米的册子，册子记录着约80000名持股员工的个人信息，根据一项“员工股票期权计划”，华为员工持有公司约99%的股份。与此同时，根据2012年金山软件向港交所披露的一份文件显示，董事长雷军持有小米已发行股本的30%以上，而这一比例，在中国互联网企业中，也算是比较高的。当然，股权的结构并没有高尚与卑劣之分，每一个企业的股权都有其道理，不过，股权结构却与企业内部利润分配状态息息相关，某些情况下，是员工对于企业重要性的真正指标。
所以，如果发出这样的嘲讽的只是一个仅具雇用关系的普通员工，那么，他不过是误以为自己是企业的主人，进而为自己“活比别人多，钱比别人少”的状态而自豪。
这也许违背常识，但并不奇怪。
1973年，在斯德哥尔摩，两名罪犯挟持四位银行职员与警方僵持了6天，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虽然威胁人质的生命，但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在被解救之后，四名人质不但拒绝指控绑匪，还为他们筹措辩护资金，甚至，一名女职员还爱上劫匪，并与其订婚。社会学家认为，正是在短短的6天之内形成的这个小团体，使人质与绑匪产生了共命运的错觉，并将这种现象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在团队成功的时候，有时候，人难免有种身处集体的力量感，并产生一种身为主人翁的虚假错觉，正是凭借这种力量感与主人翁错觉，小米的员工嘲讽了诺基亚的求职者。
不过，这种身处集体的力量感与主人翁感，注定只是一个小小的泡沫，换一个场景，啪的一声，就破掉了。据说，在2013年小米的年终抽奖环节，几乎所有员工的抽奖心愿都是希望新的一年可以从制度上规定每周只上五天班，周六休息，让雷军等高管非常难堪。
从管理学上讲，员工目标与公司目标，有一致的地方，也有矛盾冲突的地方，好的管理就是协调（但绝非化解）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最大化地使个人目标与公司目标一致。换个角度来说，就是既有集体又有个人。不过，遗憾的是，很多企业却过度强调集体，拿起了集体主体这个武器，从洗发店的小妹跳集体舞，餐厅员工呼喊口号，到高大上的团队活动，其实质并无太大差异。在这种集体洗脑下，集体感就取代了个人目标，虚假的主人翁意识产生了，“干活多拿钱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要知道，老板搞团队建设的钱不是白花的。明明发钱皆大欢喜，为何还要搞费力不讨好的团队建设的原因也正在于此。
不过，这一套过时了。
从大环境来看，中国的IT业有一种国家起飞阶段的特质，充满了希望、诱惑、集体主义下的拼死效力。但另一方面，90后、00后的一代人，背景更优裕，观念更现代，吃苦耐劳不再是理所当然，随着个人主义的兴起，对狼性文化、虚假主人翁意识的批判也加强了，值得高兴的是，懈怠与超高强度螺丝钉般的工作，都是创新的敌人，所以，这个过程，必然也是一个创新蓬发的过程，是由小米蜕变为谷歌的过程。
最后，祝愿给普通人带来优秀产品的小米人，也能过上普通人一样的周末，或者，像华为人一样累的小米人，也能拿到华为人一样的股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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