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异常低调的任正非频频发声,不但主动接受海外媒体的访谈,还不吝时间多次与国内媒体恳谈,至于间或发布的内部信函,频次更是有明显的提升。所作所为,皆为立言乎?当然不是。如果你留心一点,会发现,1944年出生的任正非马上就要72岁了,接班人问题,企业文化的传承问题不得不提上议事日程。
这不仅仅是任正非的问题,还暗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一个时代的结束
如果你再去对比一下,联想的柳传志也是1944年出生,十年前就筹备退出了;但是,在2008年历经PC危机的时候又不得不出来力挺联想;最近,联想手机遇到困境之后,他虽然也多有暗示,但是二次复出的可能性已然不大——终究是要放手的。
与他们相比,1949年出生的张瑞敏还战斗在一线,希望重塑海尔,甚至“去公司化”;1954年出生的董明珠还在保持了几十年一贯的战斗精神,不断发声,和张瑞敏一样希望再推动企业新一次转型,但是作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掌门人,距离自己退休的年龄也不过是最后的时光;1951年出生的王石[微博],除了在娱乐版出现,也不常谈论地产行业了。
其实,还有更老的一批人:1942年出生的何亨健走得最为顺畅,纯民企背景的他早早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其实也是持有比较多股份的职业经理人;而同样是1942年出生的侯为贵,在把中兴带到全球前4之后距离交棒也为期不远了;而1940年出生的万隆,在双汇内部问题解决之后恐怕也没有恋战的必要了。
换一个角度,看那些纯粹的国企,中移动原董事长的王建宙出生在1948年、招商银行(16.92, -0.34, -1.97%)原董事长马蔚华出生在1949年,早已退休;广受赞誉的中海地产原主席孔庆平出生在1957年,也已离开职场;1958年出生,先后主政华润、中粮的宁高宁可能是这一代人里比较年轻的一位了……
正因为1980年代是一个草莽时代,是一个纠葛时代,也是一个囤积了几代人共同从体制内发轫创业的时代,所以,这也是中国优秀企业的一个密集创办期。以1949年为主轴,这前后的十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企业家,几乎创办了中国八成以上的全球500强和准500强企业,也是中国得以工业化的主力军,主宰了8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整整30年。如果更准确地说,他们很多都发端于1984-1986年的中国城市商品化改革时期,到2014-2016年或将成为他们的密集退出期。这一代人,张扬也好、低调也好,传统也好、西化也好,多多少少身上都有一些英雄情结、家国情怀。加上几乎所有这些企业都是体制内的、或者脱胎于体制内的,其中就包含着各种纠葛,都是充满故事的人——尽管,这故事也不再那么受到新一代人的膜拜和关注。
当我们来到2015年,国家在面临大转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下一个时代谁可以承担转型的重任,谁才是未来的王者?他们的接班人又如何?
中国是否会面临企业家的断层?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港、台的华人企业家,甚至是欧美的华人,从中会有新的发现。
以香港为例,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大家族也好,还是更宽泛的十大家族也好,除了祖宗基业之外,又出现过几个年轻的企业家?闻名者寥寥。不仅如此,四大家族创办的产业也无外乎地产、基建、零售,在新产业面前,其实香港也并无太大建树。1928年出生的李嘉诚、同年出生的李兆基,1925年出生的郑裕彤,都已垂垂老矣,至于已经去世的郭得胜,三个儿子兄弟阋墙还不够、又卷入贿赂官司……
台湾可能好一点,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断层:1931年出生的张仲谋依然是台积电的灵魂人物,1950年出生的郭台铭算是其中年轻的一位了,加上联发科[微博]的创办人蔡明介,在部分领域还算得上“后继有人”,加上康师傅、统一企业和旺旺三家企业,因为很早在大陆生根还可一战;但是,更大的背景下,1917年出生已经仙逝的台塑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后,女儿王雪红已经乏力驾驭HTC;1944年出生的宏碁[微博]创始人的施振荣、1952年出生的华硕领军人施崇棠即使亲自出马、也难以完全扭转公司的前途了,因为PC产业的大势不再;至于张荣发所创办的船运行业、蔡万才所开创的金融事业,由于台湾市场本身比较狭小,很难有更大的发展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企业家终究是大时代、大市场的产物,时势造英雄。
与之相比,大陆的企业家们要幸福得多:改革开放是一个大时代,因此造就了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一大批企业、一大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也与时代相得益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第一波长达30年的发展浪潮;而在此之后,出生于文革前、成长于文革中的企业家本来有一个断层,但是,自1994年市场化改革之后,加之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又出现了新一波的浪潮,也密集造就了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1964年出生的马云[微博],1968年出生的李彦宏,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三个人创办的BAT共同主宰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他们与1971年出生的丁磊、1974年出生的刘强东、1978年出生的傅盛[微博]……都可以算做同一批人,共同成就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繁荣。
70后企业家少了些家国情怀,多数崇尚成功学,很多钱也更加符合市场框架,因此也会少了很多纠结;当然,市场的初级和野蛮下,还有一批不那么显性的人,也会大肆利用资本市场、政商体制牟利,是这一代企业家相伴相生的另一面。
但是,我们面向未来的30年,可能还是要回答三大疑问:第一,既然大浪潮是企业密集出现的关键驱动力,下一波大浪潮是什么?第二,中国下一波企业家的瓶颈又在哪里,如何超越前代?第三,原有的企业家又是否能顺利交接,不会面临台湾、香港的难题?
未来中国企业家的“三条道路”
如果我们说到传承,很少有企业能穿越几个时代,你是时代的骄子、也往往被时代所淘汰,IBM[微博]这样的百年老店毕竟是少数。那么,那些得以传承的企业精神,就是可资学习的对象,也是少数可资借鉴的样本:
第一种是所谓日韩德模式。日本人拥有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三菱、三井的大财团更是源远流长,这是不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至少对于大型集团企业是这样。相比之下,韩国的企业,三星[微博]、现代也好,LG、SK也好,年头还远没有日本的企业那么长,但是,从模式上也与日本接近。而欧洲的德国、意大利也与此有相近之处。
它们的特点是:家族企业控制企业方向,但是股权更为分散,这样能避免企业失去固有的文化、关注长期利益,避免被职业经理人的急功近利所主导,也能避免股权过于在家族之内、失去了开放性和活力的问题,核心是文化和股权设置。你仔细去对比,香港、台湾的家族企业,甚至是马来、印尼等华人企业,家族往往控制权过大,一代创始人之后多数就会衰落,二代之后依然能处于引领地位的更少。对于华人、特别是传统儒家文化来说,在家族之外分享权益一直是一种重大挑战。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很少有能高度全球化的,也是一个文化陷阱,目前除了华为、中兴等少数之外,这是一个待完成的任务。
第二种模式是所谓美国模式。美国的模式是高度关注创新的,兼顾家族企业的股权分散化,其中更值得一提的是创新。近100年来,美国人在全球的主要产业里都是引领者地位,只要有大的产业浪潮,总有新的一批企业冒出——与守成相比,这也往往意味着更好的进化、迭代。在技术更迭迅速的产业,美国模式优势无疑更加明显,因为在这里颠覆重于打磨,创新重于管理。
与之相匹配的是更加彻底的市场化,而不是伪市场化。什么是伪市场化?很多A股上市公司,已经彻底成为创始人家族的圈钱机器,没有制衡、也没有必要的股东回报,具有皇帝一样的封建性地位。如果中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在宏观制度上营造一个企业必须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制度,不对知识产权负责的态度,那么,中国不太会出现美国式的长期创新环境,中国将会有很多的“富豪”,很少的“企业家”。
有没有第三种模式?或者说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模式、未来世界所需要的模式?应该会有,因为未来的企业规模会越来越大,占有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全世界的寡头趋势不可逆转,企业正在变成“超级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是说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部分经济条件;但是,资本所有者却往往集中在个体手中,资本的权力已经大到了可以左右政治、舆论、文化的程度,成为一种超级资本主义。这种财富创造、运营层面的社会主义客体与财富分配、所有层面的资本主义主体是构成当代全球经济的核心矛盾之一,内在的矛盾所产生的张力正在撕裂这个社会,旧模式很难继续驾驭如此大的张力。
最近,扎克伯格给我们创造了一种可能,把个人财富捐出去,重新纳入经济大循环;但是,它也造就了另两种可能,即,这种分配方式可能更低效、或者更黑箱,暂时没有答案。抑或像张瑞敏自问的,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注定在未来30年消亡?这是待解的谜题。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国建国之后的第3个30年,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转型的巨大当口,什么才是大浪潮?大浪潮下会有什么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家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否能普惠于民、是否公平而不损害增量,将最终决定它的可持续性,也最终决定我们的经济未来。
未来将来,但关于未来的一切,仍然充满未知。
关键字:柳传志 任正非
引用地址:柳传志、任正非之后: 中国企业家如何传承换代?
这不仅仅是任正非的问题,还暗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一个时代的结束
如果你再去对比一下,联想的柳传志也是1944年出生,十年前就筹备退出了;但是,在2008年历经PC危机的时候又不得不出来力挺联想;最近,联想手机遇到困境之后,他虽然也多有暗示,但是二次复出的可能性已然不大——终究是要放手的。
与他们相比,1949年出生的张瑞敏还战斗在一线,希望重塑海尔,甚至“去公司化”;1954年出生的董明珠还在保持了几十年一贯的战斗精神,不断发声,和张瑞敏一样希望再推动企业新一次转型,但是作为有国企背景的企业掌门人,距离自己退休的年龄也不过是最后的时光;1951年出生的王石[微博],除了在娱乐版出现,也不常谈论地产行业了。
其实,还有更老的一批人:1942年出生的何亨健走得最为顺畅,纯民企背景的他早早把公司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其实也是持有比较多股份的职业经理人;而同样是1942年出生的侯为贵,在把中兴带到全球前4之后距离交棒也为期不远了;而1940年出生的万隆,在双汇内部问题解决之后恐怕也没有恋战的必要了。
换一个角度,看那些纯粹的国企,中移动原董事长的王建宙出生在1948年、招商银行(16.92, -0.34, -1.97%)原董事长马蔚华出生在1949年,早已退休;广受赞誉的中海地产原主席孔庆平出生在1957年,也已离开职场;1958年出生,先后主政华润、中粮的宁高宁可能是这一代人里比较年轻的一位了……
正因为1980年代是一个草莽时代,是一个纠葛时代,也是一个囤积了几代人共同从体制内发轫创业的时代,所以,这也是中国优秀企业的一个密集创办期。以1949年为主轴,这前后的十年左右出生的一代企业家,几乎创办了中国八成以上的全球500强和准500强企业,也是中国得以工业化的主力军,主宰了8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整整30年。如果更准确地说,他们很多都发端于1984-1986年的中国城市商品化改革时期,到2014-2016年或将成为他们的密集退出期。这一代人,张扬也好、低调也好,传统也好、西化也好,多多少少身上都有一些英雄情结、家国情怀。加上几乎所有这些企业都是体制内的、或者脱胎于体制内的,其中就包含着各种纠葛,都是充满故事的人——尽管,这故事也不再那么受到新一代人的膜拜和关注。
当我们来到2015年,国家在面临大转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一个时代结束了;下一个时代谁可以承担转型的重任,谁才是未来的王者?他们的接班人又如何?
中国是否会面临企业家的断层?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港、台的华人企业家,甚至是欧美的华人,从中会有新的发现。
以香港为例,李嘉诚、郭得胜、李兆基、郑裕彤四大家族也好,还是更宽泛的十大家族也好,除了祖宗基业之外,又出现过几个年轻的企业家?闻名者寥寥。不仅如此,四大家族创办的产业也无外乎地产、基建、零售,在新产业面前,其实香港也并无太大建树。1928年出生的李嘉诚、同年出生的李兆基,1925年出生的郑裕彤,都已垂垂老矣,至于已经去世的郭得胜,三个儿子兄弟阋墙还不够、又卷入贿赂官司……
台湾可能好一点,但是,也存在着巨大的断层:1931年出生的张仲谋依然是台积电的灵魂人物,1950年出生的郭台铭算是其中年轻的一位了,加上联发科[微博]的创办人蔡明介,在部分领域还算得上“后继有人”,加上康师傅、统一企业和旺旺三家企业,因为很早在大陆生根还可一战;但是,更大的背景下,1917年出生已经仙逝的台塑经营之神王永庆之后,女儿王雪红已经乏力驾驭HTC;1944年出生的宏碁[微博]创始人的施振荣、1952年出生的华硕领军人施崇棠即使亲自出马、也难以完全扭转公司的前途了,因为PC产业的大势不再;至于张荣发所创办的船运行业、蔡万才所开创的金融事业,由于台湾市场本身比较狭小,很难有更大的发展了……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企业家终究是大时代、大市场的产物,时势造英雄。
与之相比,大陆的企业家们要幸福得多:改革开放是一个大时代,因此造就了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一大批企业、一大批企业家,这些企业家也与时代相得益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第一波长达30年的发展浪潮;而在此之后,出生于文革前、成长于文革中的企业家本来有一个断层,但是,自1994年市场化改革之后,加之信息产业的大发展,又出现了新一波的浪潮,也密集造就了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1964年出生的马云[微博],1968年出生的李彦宏,1971年出生的马化腾,三个人创办的BAT共同主宰了中国的互联网时代,他们与1971年出生的丁磊、1974年出生的刘强东、1978年出生的傅盛[微博]……都可以算做同一批人,共同成就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繁荣。
70后企业家少了些家国情怀,多数崇尚成功学,很多钱也更加符合市场框架,因此也会少了很多纠结;当然,市场的初级和野蛮下,还有一批不那么显性的人,也会大肆利用资本市场、政商体制牟利,是这一代企业家相伴相生的另一面。
但是,我们面向未来的30年,可能还是要回答三大疑问:第一,既然大浪潮是企业密集出现的关键驱动力,下一波大浪潮是什么?第二,中国下一波企业家的瓶颈又在哪里,如何超越前代?第三,原有的企业家又是否能顺利交接,不会面临台湾、香港的难题?
未来中国企业家的“三条道路”
如果我们说到传承,很少有企业能穿越几个时代,你是时代的骄子、也往往被时代所淘汰,IBM[微博]这样的百年老店毕竟是少数。那么,那些得以传承的企业精神,就是可资学习的对象,也是少数可资借鉴的样本:
第一种是所谓日韩德模式。日本人拥有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三菱、三井的大财团更是源远流长,这是不是一种成功的模式?至少对于大型集团企业是这样。相比之下,韩国的企业,三星[微博]、现代也好,LG、SK也好,年头还远没有日本的企业那么长,但是,从模式上也与日本接近。而欧洲的德国、意大利也与此有相近之处。
它们的特点是:家族企业控制企业方向,但是股权更为分散,这样能避免企业失去固有的文化、关注长期利益,避免被职业经理人的急功近利所主导,也能避免股权过于在家族之内、失去了开放性和活力的问题,核心是文化和股权设置。你仔细去对比,香港、台湾的家族企业,甚至是马来、印尼等华人企业,家族往往控制权过大,一代创始人之后多数就会衰落,二代之后依然能处于引领地位的更少。对于华人、特别是传统儒家文化来说,在家族之外分享权益一直是一种重大挑战。除此之外,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很少有能高度全球化的,也是一个文化陷阱,目前除了华为、中兴等少数之外,这是一个待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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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匹配的是更加彻底的市场化,而不是伪市场化。什么是伪市场化?很多A股上市公司,已经彻底成为创始人家族的圈钱机器,没有制衡、也没有必要的股东回报,具有皇帝一样的封建性地位。如果中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在宏观制度上营造一个企业必须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制度,不对知识产权负责的态度,那么,中国不太会出现美国式的长期创新环境,中国将会有很多的“富豪”,很少的“企业家”。
有没有第三种模式?或者说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模式、未来世界所需要的模式?应该会有,因为未来的企业规模会越来越大,占有的资本会越来越多,全世界的寡头趋势不可逆转,企业正在变成“超级社会化大生产”,也就是说具备了社会主义的部分经济条件;但是,资本所有者却往往集中在个体手中,资本的权力已经大到了可以左右政治、舆论、文化的程度,成为一种超级资本主义。这种财富创造、运营层面的社会主义客体与财富分配、所有层面的资本主义主体是构成当代全球经济的核心矛盾之一,内在的矛盾所产生的张力正在撕裂这个社会,旧模式很难继续驾驭如此大的张力。
最近,扎克伯格给我们创造了一种可能,把个人财富捐出去,重新纳入经济大循环;但是,它也造就了另两种可能,即,这种分配方式可能更低效、或者更黑箱,暂时没有答案。抑或像张瑞敏自问的,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方式注定在未来30年消亡?这是待解的谜题。
回到中国的语境,中国建国之后的第3个30年,我们正在面临一个转型的巨大当口,什么才是大浪潮?大浪潮下会有什么新的企业、新的企业家来推动经济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否能普惠于民、是否公平而不损害增量,将最终决定它的可持续性,也最终决定我们的经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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