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麻省理工学院,Alex Pentland是人类动力学实验室(Human Dynamics Lab)以及Media Lab Entrepreneurship计划的主管。平时他更喜欢大家称呼他Sandy,然而他其实还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外号“Grandfather of Wearable”。
Grandfather这样的称号,不是随便一个人能受得起的。之所以别人愿意这样称呼Sandy,完全是因为他在可穿戴计算领域的高瞻远瞩。1986年,从斯坦福大学重新回归麻省理工学院的他,启动了属于他自己的第一间实验室,名为Looking at People。
30年前,不要说无线网络,连互联网都没有真正出现,可穿戴计算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而Sandy却要在这样一片空白的情况下进行摸索。这个实验室,随着Sandy 启动名为Wearable Computing的项目,里面聚集着后来在可穿戴领域名声鹊起的人,比如一代电子狂人Steve Mann,以及负责Google Glass开发的Thad Starner。 Wearable Computing这个项目页面下,还能找到他们当年发表的论文。
1998年,Sandy在《科学美国人》发表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当时实验室所取得的研发成果。文章标题叫《可穿戴智能》(Wearable Intelligence),篇首语里写着,“嵌入超小型计算机的衣服、鞋子和眼镜,或许成为‘最聪明的’新时尚配件。”
文章里介绍了很多有趣的项目:比如Vest Worn,功能就好像多啦A梦里的翻译魔芋,能够把人说的话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他们还让模特穿上电视记者的马甲,并在手套上镶嵌视频摄像头,而头上则戴着眼镜式头戴式显示器,看上去像是新新闻时代的记者范儿;还有能够直接扫描条形码的戒指,可以把人走路的步子转换成音乐的鞋子;还有用于社交用途的项链状的设备,可以显示自己的名字以及其他愿意跟别人分享的信息,参与Party的时候,会比较好用。
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
可穿戴设备不会那么打扰,让人分心,比起其他工具,人们就可能用更多不同的方式与它们连接。(这样的设备)就是你可以一直佩戴,并且改变你的认知和你的行为的工具。当我们适应可穿戴设备,并且用其改变我们的个人习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整体的文化也会为之改变。
他也预见在没有经过优秀的设计的青岛下,可穿戴设备比如智能手表所带来的信息超载等之类的问题。
而现在,Sandy以及团队孵化一家名为Sociometric Solution的公司,它专注“量化办公室”这样前沿的研究领域。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该公司在员工的姓名牌中置入感应器,以研究工作场所的社交状况。姓名牌能够监控员工在办公场所是沿怎样的路线走动的,与哪些人用什么样的语气交谈。”
不管怎么样,如果你关注可穿戴计算领域的发展,那么Sandy是你最应该关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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