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贵无疑是个好人,对员工也极其温和,在中兴的历史上,侯为贵一共只免过三位高管,其中有两位还被送到美国去学习。回国后,侯为贵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工作。
最近看中兴员工跳楼的新闻,刀哥就在想:
要是侯为贵还掌权的话,这件事,估计就不会发生了!
有他在,中兴的离职沟通,绝对会更温和一些!
可话说回来,要不是他,中兴估计也落不到今天!
1、曾是华为老大哥,逼着任正非狂奔!
如今,华为的营收是中兴的6倍,放在30年前,这个数据,是要倒过来的。
1985年,改革开放初期,作为航天691厂技术科长、技术专家的侯为贵,被派到深圳,做起了电子表、电子琴的加工业务,一年就赚了35万元,这就是最初的中兴通讯。第二年,他用做贸易挣来的钱成立研发小组,专攻交换机领域,3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到1992年,中兴合同销售额已经突破1亿元。就此,中兴进入通信领域,并一发不可收拾。
就在侯为贵专心研制交换机时,转业军人任正非乘上了南下深圳的列车。1988年,他和几个人合伙凑了10万元,在一栋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最初代理了香港一家公司的用户交换机产品,开始走上销售电信设备的路子。
经过两年的积累,华为在沿海区域建立了自己的销售网络,任正非也开始做研发,推出了自己生产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同城创业的两人,惺惺相惜,还多次聚在一起,讨论民族通讯崛起的道路。
但商场哪有永远的朋友?
1996年,侯为贵决定突破原来产品结构上的单一性,向多元化领域扩展;凑巧的是,任正非也在同一年为华为制定了发展计划。两家在产品结构上,至少有70%是重合的。
随即,双方开始紧锣密鼓地排兵布阵。任正非靠极具攻击性的销售团队,四处出击,争夺市场;而侯为贵则使出价格利器,用低价俘获人心。
同城兄弟头一回有了针锋相对的苗头!是继续各自为战,还是直接撕破脸皮兵刃相见?
任正非选择了出手!
1998年,华为在湖南、河南项目的投标书中,加入了打击中兴的内容。第二天,中兴开始反击,如法炮制。结果,中兴赢得了订单。
任正非不甘示弱,随后在法院起诉中兴,指责对方作引人误解的对比。很快,侯为贵便以相同的理由状告华为。双方的关系剑拔弩张。
以侯为贵的性格,他不太愿意大动干戈。据说,华为刚开始告中兴时,他一直想不通对方为什么要起诉。后来,随着竞争不断加剧,他也就慢慢习惯了。
在这场“中华”大战中,中兴赢得了更多赔偿,而华为则赢得了更多市场。
从1998年到2000年,中兴年销售额从41亿元仅增至102亿元,而华为年销售额则从89亿元增至220亿元,一举奠定自己的王者地位。
结下了梁子的“中华”,在此后的15年里,时常贴身肉搏,从国内打到国外。
竞争最激烈时,半路截住对方投标人员的事情时有发生,双方员工以各种外号来“互骂”。例如,华为员工称中兴为26,暗喻对方是二流企业,中兴员工则称华为是28,比26还2。
打的激烈,差距也越拉越大,2016年华为营收是6000亿元,中兴只有1000亿。
随着营收差距拉大,任正非看不起侯为贵的言论甚嚣尘上。
缠斗 15年,任正非恨他不难理解,可看不起他,又是为什么?
2、任正非“看不起”侯为贵的三个理由!
任正非跟侯为贵,同为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两人在很多事情上,有共通性!
例如和任正非一样,侯为贵在生活中也非常节俭,常年穿一件“土里土气”的夹克,出差也一切从简,只坐经济舱,不住豪华间,经常还自己带锅去酒店熬粥。
但两人在经营企业上,处事风格截然不同。
当惯学霸、做过老师的侯为贵,一直喜欢四平八稳的处事风格,也很少有过激行为,做事永远不紧不慢。
有一次,网络事业部在南京开会,负责人请他去讲话。不巧赶上飞机晚点,晚上7点的航班,到11点还没起飞。侯为贵也不着急,一个人坐在候机厅里看书。后来,还是负责人觉得太晚了,打电话让他回去,他才回去。
经营企业,他也讲中庸之道。
在侯为贵看来,如果领导者只考虑五年以后怎么样,现在就要赔着做五年,这肯定不行。这种事做多了,企业就活不下去了,能掌握好公司的长期战略发展和当期经营的平衡,就是个比较好的经营者。
而任正非是典型的狼性进攻风格,双方创始人不同的经营理念,导致两家多次选择不同!
首先是花钱的方向。前十年,两家的营收基本在同一水平上,相差不过20亿。
但是从2004年以后,中兴与华为的差距越来越大,从1.5倍到2倍再到2.5倍……
因为两家花钱的方向完全不对了!
2004年前后,中兴靠小灵通的爆发,产生了不错的业绩,但它更加务实,重视现金流。而华为跑去拼未来了,变得更加重视技术研发投入。
“给的钱多了,不是人才的也变成了人才!”砸钱的华为,很快搞定了WCDMA!
后来的中华酷联时期,中兴也是走保守的价格战路线,而华为则砸钱搞研发。
其次,判断价值的方向。
中兴前任总裁是南京邮电学院老师,身上的书卷气很浓。因为CDMA技术要求更高,所以他强推研究CDMA。
但好技术在商业上却不一定能成功。最简单的例子是摩托罗拉的依星计划,它计划发射28颗卫星,就再也不用布网了,这个想法是好的,但成本太高了。
后来果不其然,CDMA的授权费各方面成本都很高,没法进行大规模普及,后来被高通也放弃了,而WCDMA专利分散,方便大家形成交叉专利,很快成本就能降下来,华为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最后,还有投资布局。
军旅生涯在任正非身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因此他也把很强的军人气质植入到华为当中,无论建立是张牙舞爪进攻性极强的销售团队,还是赌赛道,他只求快求狠,绝不求稳!
为了让这批一线战士心甘情愿地不惜一切代价抢夺市场,任正非制定了一系列颇具吸引力的激励机制,传闻其提成比例就高于行业平均水准5个点左右。
侯为贵绝对做不到这一点,他不喜欢高狼性销售那一套,钟意更稳妥的经营之道,就连投资,也是走的非常安全:
“我跟踪了很多东西,一看到这个机会非常大,我就发力,一看到机会不大,渐渐就放弃了。”
“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不能只顾当期利润而忽略长期发展。”
温和的中兴,在跟华为漫长撕逼战里,也不是没有赢过,小灵通、CDMA,以及早期的中华酷联,都赚的盆满钵满!
但最后,这些优势,不是被时代抛弃,就是被华为超越!
3、员工离职中兴后,竟这样说……
侯为贵无疑是个好人,对员工也极其温和,在中兴的历史上,侯为贵一共只免过三位高管,其中有两位还被送到美国去学习。回国后,侯为贵给他们安排了新的工作。
他对下属也很亲切,和员工沟通,从来不居高临下,更多是一种咨询式的交流:你觉得这个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只要不违反规定,什么都可以谈。
2016侯为贵退休时,说,“我留给中兴最有价值的并不是账面上的财富,而是经过多年沉淀、并得到全体员工认可的一种企业文化。”
可离职的员工,却在微博上说:
离开华为的的往往念华为的好,离开中兴的,往往只记得中性的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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