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中国芯有两座大山要跨越

   美国要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科技冷战”？因中美贸易争端等事宜，最近科技自主创新成为国内各界激烈讨论的话题。中国为什么一定要有信息产业的核心技术？“中国芯”路在何方？4月30日，《环球时报》记者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进行了专访。早晨的咖啡馆里客人不多，年近八旬的倪光南未选择记者建议的靠窗沙发，而是选择了靠背直直的木椅。由于过去这些年的经历，有人称倪光南是“堂吉诃德”，在被记者问到怎么看这个说法时，他喝了口咖啡，笑着用纸巾擦擦嘴说：“其实我做的是咨询、支持工作，是二线的事。”

　　教训——“不要指望别人会卖给你核心技术”

　　环球时报：很多资料显示，中国计算机的起步并不算晚，是这样吗？

　　倪光南：上世纪50年代中科院计算所刚成立时，世界上能做大型计算机的只有美国、苏联等少数几个国家。当时我们的第一台电子管大型计算机是仿苏联的，加上机房、通风设施，一台计算机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非常壮观。

　　但是，要做比如天气预报、石油勘探等领域的研究时，我们自己的计算机不够用，所以还是要用进口计算机，这就要经过出口方严格的审查，而且出口给你的计算机不会超过我们自己计算机的水平。即使买来了，外国还会派人来看着，要求必须用于规定的用途。

　　现在，我们的超级计算机性能指标世界第一，这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从这个例子可以知道，不要指望别人会卖给你核心技术。

　　环球时报：“方舟1号”算是中国芯片的起点吗？

　　倪光南：中国芯片设计业的起点很多，“方舟1号”算是之一吧。更早在1988年，我们计算所公司，就是联想前身，开始做专用芯片，称为ASIC（专用集成电路），是孙祖希研究员带着年轻人去新加坡CHATER公司的设计实验室研发的。五六年时间里借用别人的条件，我们后来一共研发了5个ASIC，用在汉卡、汉字打印机、微型机上，获得了成功。2000年，国务院印发《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即通常所说的18号文件，规定对软件产业征税从17%降到3%，芯片设计业视同软件产业。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国家的芯片设计产业就快速发展起来了。芯片设计类似于软件，依赖于人类的智力，跟工业基础关系不大，我们跟国外差距不是太大。

　　另一方面，在芯片制造领域，资金严重不足，没人愿意把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人才稀缺、获利周期长、失败概率比较大的高风险领域，所以，芯片制造一直没有太大起色，水平很低，甚至只能称之为“尝试”，谈不上产业。

　　难点——“我们的软件，谁来第一个用？”

　　环球时报：您感觉掌握芯片产业核心技术最难突破的点在哪？

　　倪光南：毫无疑问，芯片的制造环节是我们的短板，它有些类似于传统产业，依赖工业基础。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那些穿着白大褂、在无尘环境里进行精密制造的场景，那是我们落后比较多的。芯片制造是个资金密集、人才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需要国家下决心，吸收社会资金进行大投入来追赶。

　　同时，芯片制造跟传统产业相比也有特殊性，它的规模效益特别明显，需要大投入。比如传统制造业的中小企业可以靠生产一两个零部件来生存，但芯片制造只有大企业才能活下去。

　　以京东方为例，它属于芯片制造业的一个分支，也是在持续投入10年后才开始盈利。华为、BAT目前都还没有介入芯片制造，即使对于这样的行业巨头，单独介入芯片制造的难度还是太大，不过，他们会以某种形式参与。

　　另外，“生态”建设也非常重要。芯片和操作系统构成基础，在它上面有大量软硬件构成一个体系，再发展大量应用形成对体系的支持，这就是一个“生态”。很多大的跨国公司都没有过“生态”这一关，比如Wintel（Windows+Intel）体系在PC上占统治地位，但在移动领域却被苹果和安卓打败。越没人用就越无法获得应用支持，越没有应用支持就越没人用，这是个恶性循环。“生态”一旦形成，那就是既成事实，垄断就是一种马太效应，强者愈强，垄断者地位很难被撼动。

　　环球时报：面对制造和生态“两座大山”，中国芯片产业出路在哪？

　　倪光南：要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和市场化引导。研发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为什么要“市场化引导”呢？对于“生态”建设来说，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购买商业授权来兼容国际上比较通用的“生态”，但很多时候由不得你，比如Wintel “生态”是买不到的，幻想用Wintel很容易被人家一个“301调查”给搞掉。

　　那么另一条路就是先有一个市场，让这个“生态”在市场中得到良性循环：有人用，用的过程中改进，改进后有更多人用，然后更多人做应用支持促使它改进。但这条路始终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软件，谁来第一个用？

　　我认为中国政府采购市场可以拿出来，这是我们加入WTO还没开放的市场。我们自己的软件，政府自己先用。中国体量大，仅政府采购的电脑，两三千万台是有的，其市场规模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这个优势利用起来，“生态”建设就可以有起色。

　　环球时报：按照您的这些设想，中国如果下定决心来追赶，需要多久才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倪光南：就芯片设计来说，本来我们跟世界领先水平并没有大的差距，而且设计并不需要太大资金投入，垄断也不是很强，只要规划好，大概三到五年就能见到很大的效果。芯片制造就要按照《中国制造2025》的规划来参考了，至少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生态”建设则要看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如果按照难易度排序，制造要实现赶超是最难的，“生态”次之，设计相对最容易。   

　　趋势——“眼下的热潮是好事，但不宜遍地开花”

　　环球时报：现在中国互联网公司在应用领域蒸蒸日上，但有人说，外卖软件、共享单车成就不了大国地位，是这样吗？

　　倪光南：创新有很多种，有核心技术创新，也有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但我觉得核心技术创新是基础。模式创新看起来很成功，但它的背后需要核心技术的支撑，所以核心技术创新是不能放松的。我经常跟一些年轻的创业者聊，他们会觉得模式创新来钱比较快，但我提醒他们，如果没有核心技术，你被替代可能也会很快。

　　环球时报：“中国芯片”的话题引发一股热潮，项目融资和上马速度明显加快，您怎么看这种现象？有什么建议？

　　倪光南：这肯定是个很好的现象，说明从国家到企业，都开始下决心来突破了，大的方向没错。但要注意的一点是，各界的力量显得有点分散，根据经验，芯片产业需要资金集中，如果分散开发，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大家都不够强。所以，我认为应该更好地整合和统筹资源，不要遍地开花，分散力量。

　　在国际芯片产业中，早已形成垄断寡头，后起的小企业很难生存，到最后可能成了做无用功。在需要打破垄断的时候，不能全靠市场规律，否则你就不可能进入了。我们国家本来是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的，这个优势应该利用好。毕竟，跟芯片产业的国际寡头相比，我们的投入还是太小了。

　　环球时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出自己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世界上很多国家没有这些核心技术，不也好好的吗？

　　倪光南：这要看一个国家的目标是什么，如果觉得做一个网络大国就够了，那我们没必要追求什么核心技术。但我们的目标是网络强国，不走自己的核心技术之路，人家不可能让你追赶上来。

　　总之，有些事情，如果你觉得不可避免，那么早下决心比晚下决心要好，比如“北斗”，我们十几年前就下决心要搞，现在北斗很好用。如果早十几年下决心搞芯片制造，我们可能已经有自己的芯片，不会被人家卡脖子了。